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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能否转变为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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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过去二十年中,共产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革命巨变,其现今的经济总量是二十年前的6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还微不足道,如今,它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但是,如果这些耀人的经济数据让你以为如此多的资本主义发展必定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民主,那你就需要三思了。

大多数西方人相信自由演变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财富、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将逐步让国家变得更为民主。尽管这一理论的长期性纪录毋庸置疑,但是,中国专制主义统治精英不仅决心保持权力,而且,它已经聪明之极,采取适应性措施,目的在于打击经济发展的自由化效果。

因此,尽管取得了令人仰慕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在政治自由化方面依然裹足不前。实际上,根据几项关键性指标来评估,尽管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其朝向民主的进步已经停滞。

例如,八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讨论并后来制定了温和的民主改革的蓝图。今天,政治改革的话题是禁区。几乎所有主要的机构性改革,例如加强人大、举行乡村选举以及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等都是在八十年代发起的。但是,自从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屠杀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民主改革项目得到了实行。

中国不仅没有实行民主转型,其专制统治,也就是通过组织上的学习和改造强化一党统治反而得到了加强。198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实行两手策略,即针对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有选择的镇压以及拉拢收买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专业人员以及私营企业家)。

这一策略强调维持庞大的执法力量,目的在于消灭任何早期的有组织反对势力。武警是一支庞大的半军事化防暴力量,专门用来迅速镇压怨声载道的产业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反政府抗议。中共投入巨资加强其力量。时常调集武警,因此,每年数以万计的集体抗议事件(2004年7万4千起,2005年8万6千起)对中国的整体稳定无关痛痒。

为了应付类似信息革命等新涌现的政治威胁,中国政府花费巨资增强人员和技术。3万多人组成的特别网警监视和过滤互联网内容,采用先进技术阻挡被认为是“敌对和有害”的海外网站。国内和西方的互联网服务和内容供应商必须遵守严格的限制措施,目的在于压制政治异议以及追踪违反者。中共甚至举行了多部门的演习来测试不同的政府部门是否能够紧密合作,在紧急情况下将“有害信息”拒之于网门之外。

中共从苏联解体中得到教训,那就是官僚的执政党必须拉拢新的社会精英来剥夺潜在反对团伙的领导人,因此,它有效地扩大了其社会基础。城市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大举获得物质实惠和政治承认,而新兴的私营企业家则被允许入党。

中共从这种先发制人的政治斩首战略中获益不少。八十年代,中共的主要对手是城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要求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天安门事件。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统治精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人已经入党当官,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则享受专业和财政上的特权。

不难想见,知识分子尽管通常是最为自由化的社会团体,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共统治的致命威胁了。更糟的是,没有这一战略性团体的支持,其他社会团体,例如工人和农民已经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而且群龙无首。

尽管中共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自1989年以来一直奏效,它能够在下一个17年里维持其效力还很难说。只要中国的专制统治政权在本质上排除异己(它只能吸纳数量有限的精英),拉拢收买策略不久就会黔驴技穷,而中共也就不会再有资源来收买知识分子或者让私营企业家心满意足。

与此同时,有选择性的打压只能暂时控制社会失望和不满。只要中国社会的大部分都认为当前的政治体制不公正、麻木不仁以及腐败,那么,就会有大量的朝向统治精英的恶意。

鉴于不平等加剧、环境破坏以及日益崩溃的公共服务引发不断上涨的社会压力,形势有可能恶化。持敌对意见的中国大众有可能在政治上极端化。以往的抗议大多与学生或知识分子结盟,与此不同的是,大众的不满不大可能具有理性的、政府可以对话和谈判的领导人了。

所以,中共现在庆贺其适应策略的胜利为时尚早。中国的统治者现在可能拖延了民主趋势,但是,目前的策略可能只不过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作者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转型的陷阱》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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