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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的天安门

香港—也许你很难想象,但在25年前,中国共产党险些被一场民主运动推翻。是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钢铁意志和人民解放军的坦克——用于强制实施戒严令和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示威——以数百位平民的生命为代价避免了政权的崩溃。

1989年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即将迎来25周年,在此之际,有两个问题需要问问:中共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生存得如何?它还能维持下一个25年的统治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对明确。政策调整、明智的操纵策略以及相当好的运气让中共赢得了维持权力、镇压动摇因素所需要的支持。

平心而论,中共犯过严重错误。大屠杀后,中国保守派领导人试图扭转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自由化改革,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衰退。1991年苏联的解体更是在中共内部造成了恐慌。

但邓小平再一次拯救了党。87岁高龄的邓动用了全部能量和政治资本,重启了市场经济改革,拉开了一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发展高潮的经济革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共的信誉。

邓小平及其继任者都持续了这一大趋势,他们给予中国人民大量个人自由,助长消费至上主义和大众娱乐的兴起。在新的“面包和马戏”的世界中,中共重获公共支持、镇压反对比以前有效得多。打民族主义牌和煽动民间排外主义情绪也有所助益。

即便是政权生存的杀手锏——镇压也做了微调。中国新积累起来的财富让其领导人能够建立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互联网防火墙,用最有效的工具装备其国内安全力量。

对于中国人数很少但毅力坚强的持异见者群体,政权依靠的是“斩草除根”战略。换言之,政府用关押或驱逐出境等方式消除反对派领袖,不管他们名声多大。在全世界的一片反对声中,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被判有期徒刑11年。

不管这种做法多么令人不忿,它们到底是管用的。但若不是在某些关键点上运气极佳,中共可能无法如此成功。首先,1992年后的改革恰好赶上了全球化的兴起,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资本流入(自1992年以来直接外国投资约为1万亿美元)、大量新技术和几乎畅通无阻的西方消费市场准入。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工厂,到2007年,其出口增长了十倍多。

另一个有利于政权的因素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大量劳动力和比例相对较低的儿童和老年依赖人口)。这给中国带来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也为政府节约了大量退休金和医疗支出。

如今,中共面临的问题是使其在天安门事件后生存下来的大部分因素或者已经消失,或者正在走向消失。事实上,从完全务实的角度看,市场改革已经死去。巧取豪夺的政府官员、他们的家庭以及人脉广泛的商人已经绑架了中国,他们会阻挠任何威胁到他们特权地位的改革。

此外,中共不再能够依靠提高经济景气维持公共支持。横行的腐败和日益剧烈的不平等,加上显而易见的环境恶化,正在让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对改革寄予厚望的中产阶级——日益清醒过来。

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中国的人口红利已是明日黄花。而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超过了11%,未来几年中的出口增长空间也十分有限。

这意味着在中共的后天安门时代工具箱中只剩下了镇压和民族主义。事实上,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党的生存的战略中,这两大工具仍扮演着核心角色。

但习近平也在实验新工具: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以及试图重启市场化改革。到目前为止,他的反腐战争比他的市场改革计划取得的效果更好。

表面上看,习近平的战略似乎相当可靠。但是,向腐败官员宣战和加紧旨在打破中国精英自肥式统治的深层改革难免会让习近平与中国政治和经济精英产生冲突。问题在于他能否可以在不必动员中国人民的情况下克服来自政权内部的阻力,在政治上发动中国人民参与改革有可能威胁到一党执政制度。

1989年后,中共让末日预言者无功而返:它生存了下来,并且先发制人地克服了进一步的权力威胁。但在今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对中共继续掌握权力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威胁只会增不会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