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自二战结束以来的66年里，实际上所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都消失了，主要原因是低效和低增长。如今，市场、价格信号、分散管理、刺激措施以及回报驱动的投资几乎是各地资源分配的特征。

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在道德上更胜一筹，尽管市场需要自由选择才能有效运行。与其他工具相比，市场工具在刺激措施、效率和创新方面正好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市场并不完美，当面临外部影响（个人行动所带来的无法计价的后果——比如，空气污染）、信息差距和不对称性以及协调问题（当有多项平衡，一些平衡比另一些平衡更重要时）时，市场就会表现不佳。

但是市场有更加根本性的弱点。具体点说，大多数社会都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市场和竞争并不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当今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各国在政治和决策过程中都有不同的表述——是稳定、分配公平和可持续性。

先谈一下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基本上分散但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电子网络、供应链和贸易网络以及连接不同实体资产负债表的金融网络。市场的刺激促使当事人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运营网络或改进部分网络。但是假设——通常是一种信仰——是总体而言仍然是稳定的，恢复力没有理论和经验依据。实际上，这似乎不准确。

比如，高效的网络常常没有恢复力，原因是有恢复力的网络有过剩现象，效率不高，人们知道这一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恢复力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东西，适当的剩余量创造了恢复力。

在分散的结构中，在局部最优化过程中，剩余量往往供应不足。这就是去年海啸袭击日本破坏了许多全球供应链的原因：就承受冲击而言，它们以前太高效了，现在仍然是如此。

在金融市场上，局部最优化似乎会导致过度杠杠化和其他形式的冒险行为，破坏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为了使这类市场平衡稳定，要知道对个人的选择采取那类干预措施或限制措施尚需大量研究。但是，清楚的是市场自身无法做好这一点。

接下来看一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以及数亿新工人融入全球市场是如何影响各地的收入分配、教育回报以及就业机会的。尤其是，国民收入投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比重正在大幅增加，助长财富日益集中。

即便如此，各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也大不相同。比如，在美国，顶层20%的平均收入是底层20%的8.4倍。在英国，这一数字为7.2倍，在德国只有4.3倍（在中国则高达12.2倍）。这些不同的结果反映出市场力量和社会契约独特的组合。

收入分配受到税收和财政政策的影响，税收和财政政策常常通过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险直接起到重新分配的作用。但是这些分配还受到政策和投资的影响，政策和投资主要关注的是供应方并能催生与快速演化的全球劳动力需求结构匹配（或不匹配）的教育和技能。

部分挑战是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不是供过于求，这是因为全球经济环境下的劳动力流动是受到限制的。与拿当前的客流量作为公共交通系统规划的固定参照点一样，制定固定的劳动力需求水平和组成成分也是错误的。在这个以及其他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会影响需求（比如，史蒂夫•乔布斯对这点的理解比大多数人都深刻）。

这就是考虑解决这类匹配问题潜在需要至关重要的原因。至于稳定问题，不要依赖市场自身能够有效地解决它。公共政策和公共部门的投资也至关重要。

人们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国家的作用上，尤其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在我看来，这是对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拥有大量良好资产负债表的国家能够更好的应对如今的稳定性、分配和可持续性的挑战。有不少好处，其中包括承受冲击和作出反周期反应的能力以及在投资资本的收入比重不断增加（对分配不利）时期，比如说现在，将收入返还到家庭手中的能力。

此外，各国需要定期增加和维持公共部门对技术的投资，或者共担风险，以便适应变化的竞争环境或应对冲击。在获取竞争好处的同时，少量国有企业可以提供资源并确保通过政府的收入，普通民众能够增加部分收入。

其中的一些东西与现存的正统说法冲突，可能会引发一场良性的激辩。相对狭隘地关注效率和经济增长可能在二战后的前几十年发挥了作用（至少在许多发达国家是如此），这段时间分配方式良好，较稳定。如今，这样已经不够了。稳定、公平和可持续性的挑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此与市场相关的国家作用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重新调整政策框架着眼于更加长远的未来，以更加平衡和前瞻性的眼光关注稳定和公平（同时兼顾效率和创新），这似乎对于满足各地人民的需要、希望和期待来说必不可少。实际上，这是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关键，下个月我将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