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犯的审判曾经是一项严肃的事情。回想一下赫尔曼·戈林和鲁道夫·赫斯垂头丧气地坐在纽伦堡被告席上的样子。一些纳粹头目甚至在相对简短但却公平的审判后被处以绞刑。

现在，对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治头目的司法程序已经变成闹剧了。对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复兴主义党羽的审判是一连串令人难堪的尴尬。被告尝试了一个接一个的花招，而萨达姆则竭其所能地藐视法庭法，只差“调戏”法官了。我们很难期望审判能够产生一个在伊拉克人或者世界眼中的公平结果。

同时，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在经过四年无聊的当庭取证以及2亿美元的代价后，已经变成了葬礼。在柬埔寨，为将红色高棉的余党送上法庭，联合国与其政府已经纠缠了将近十年。

在20世纪，造成大规模屠戮的罪魁不是在大众的谴责下被处死，就是为他们的罪行而受到审判――如果他们没有在执政期间死去的话。罗马尼亚最后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奇奥塞斯库及妻子没有受到公正审判便被枪决，有谁会为此感到骄傲呢？真正的法庭永远都要比立即处决好，即便最后的结果同样是死亡。

现今有两种可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被罢黜的独裁者。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前领导人送上审判席，就像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对那些需要为5，000名失踪公民负责的将军们所做的那样。国际方面，在进一步审判的问题上，纽伦堡模式依然可行，尽管有存在争议的情况。获胜的一方有时会乱扣罪名，比如“灭绝人性的罪行”，但这并不能正确描述当初的情况。

我们都曾经看到国内及国际审判的好处。在国内进行的审判使当地民众通过密切参与审判进程从而摆脱他们的痛苦。法官和陪审团由被告同一国家的人来担任，他们对定罪可能更具有敏感度，因为他们能够理解这些被罢黜的独裁者所实行的苛政。

阿根廷对将军的审判是他们从军事独裁向民主政治艰难转变的一个成功。然而这一审判最后导致了痛苦的自我怀疑。即便在定罪后，将军们的势力仍然强大到可以迫使审判终止以及取得继任总统的赦免。阿根廷的政治现在仍然受到这些发生在20年前的审判的影响。

而国际审判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成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一事也受到了信心方面的巨大挑战。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安东尼奥·卡塞斯的领导下确实作出了一些基本决策，但随后法官们便遇到了要将他们最甜蜜的梦想付诸实现的恶运――在法庭审判大魔头米洛舍维奇。

我们不清楚塞族会在当地法庭上如何审判米洛舍维奇。很大程度上要看控制法庭的是哪个政党。而国际审判中令人担心的不是太多的政治而是太多的法律。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不只是公平性的问题，这次审判将成为联合国正义的象征。因此，米洛舍维奇被允许可以为自己辩护――就审判时间和有效性来看，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控方传讯了无数证人来诉说关于塞族入侵及其残酷行为的相同故事。

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以及为什么这一审判持续了令人惊讶的四年。我感觉，国际法庭那些好心的官员们太过受到南非与和解委员会的影响。这是一个在法学院里受到推崇的模式，一个理想中的因果报应的替代法。在南非的诉讼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被告的今后而是被害者的过去。每个被害者都被鼓励诉说他们的故事，而被告则需倾听。

在20世纪的大屠杀中，类似的诉说可以持续几十年。鼓励被害者诉说而后赋予被告者权利来吹捧自己作为政治领袖的功绩，这样一个审判程序肯定要被拖长时间。

我们从米洛舍维奇以及萨达姆的审讯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不能把人送上法庭以期结束其号召力。他们将使审判变味――特别是当他们被允许为自己辩护时――他们会利用法庭来为他们开脱。暴君只有在被清楚地击败后才可以进行审讯。

可笑的是，这正是纽伦堡法庭的一个优势，法庭里都是获胜者和当权者。他们不时提醒着赫尔曼·戈林和鲁道夫·赫斯及其党羽，盟军现在大权在握，纳粹已经被无可挽回地击败。对罪恶施以惩罚，而不是来影响史书的书写，这是法庭一贯的明确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