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米凯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自己的基金会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和招待会，庆祝自己 75 岁生日。不幸的是，他在俄罗斯人中没什么人缘，他们都怪他让苏联的力量一去不返。但对那些冲着他叫嚣责骂的人，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别忘了，是我给了你们叫嚣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 1985 年当权后，便尽量管束苏联人，认为这是克服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办法。管束没能解决问题，他又发起了改革（perestroika ）（“重组”）。在官僚们不断对他的命令横加反对时，他采用了开放（glasnost）政策，即公开讨论和民主化。一旦开放政策让民众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时，很多人说“我们想离开。”1991 年 11 月，苏联不复存在。

戈尔巴乔夫将自己的外交政策称为“新思维”。该政策对冷战的结束也助了一臂之力。戈

氏说安全是一个通过合作能让所有人受益的游戏。他没有尽可能多地生产核武器，而是宣布了“充足”论，即只持有足够防卫的最少量核武器。他还认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成本太高，好处太少，对阿富汗的入侵简直就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巨大灾难。

到 1989 年夏，东欧被赋予了更大程度的自由。戈尔布乔夫拒绝批准使用武力来镇压示威游行。到 11 月，柏林墙倒下。

这些事件中，有些是源自戈氏的误算。毕竟他想要的不过是改革共产主义，而非取而代之。但他的改革便如滚雪球一般，导致了一场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革命。戈氏为了修补共产主义，便在其中打了个洞，这就像在大堤上挖洞一样，一旦被抑制的压力开始逃逸，就会撕大缺口，将整个体系撕为碎片。

反过来，如果苏共政治局在 1985 年选择了戈尔巴乔夫走强硬路线的竞争对手，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苏联的衰落可能会晚上 10 年左右，不会崩溃得如此迅猛。而戈氏的人道主义修补思路大大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苏联解体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一便是自由思想的“软”力量。随着跨国交流与联系的增多，自由思想也随之传播，同时，西方经济成功所起的演示作用也为增加了自由思想的吸引力。此外，苏联庞大的国防预算也开始暗中对苏维埃社会的其它方面造成破坏。医疗恶化，死亡率上升（发达国家中，只有苏联出现这种情况）。最后，甚至军方也开始认识到了帝国过分扩张所带来的巨大负担。

从终极意义上说，苏联解体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败和经济的失败。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也同样会解体。在冷战初期，共产主义和苏联拥有颇为可观的软力量。很多共产党人在欧洲领导大家抵制法西斯主义，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所在。

1956 年，斯大林罪行曝光，加上同年在匈牙利，1968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81 年在波兰境内的镇压都削弱了苏联的软力量。尽管从理论上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所有阶级平等的制度，但列宁的继承人们却通过残暴的安全机构，采用致命整肃、古拉格劳改营、广泛的审查制度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来维持自己在国内的权威力量。这些残暴手段带来的最终效果便是让民众普遍对这一制度丧失了信心。

同时，苏联经济滑坡也反映出中央计划经济已逐渐不能应对全球经济变化。斯大林创造的指令型经济强调重工业和浓烟工业，使得苏联经济严重缺乏灵活性——全是拇指，没有其它手指，笨拙不堪。

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灵活应对技术变革主要浪潮的途径。20 世纪末，信息作为最稀缺资源在经济中地位日益增长，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变革。苏联体制在处理信息方面尤其笨拙。其政治体制的严格保密性意味着信息流动缓慢且累赘。

20 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掀起骚动，但西方市场经济能够将劳动力再分配到服务业，能够对重工业进行重组，并向计算机行业转变。苏联却不能赶上这一步伐。

事实上，当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上任时，苏联共有 5 万台个人电脑，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为 3 千万。四年后，苏联大约有 40 万台个人电脑，而美国则有 4 千万台。苏联一位经济学家认为，到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工业中仅有 8% 具有全球竞争力。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如果有 92% 不为世界所需要，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再保有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留给今天的教训非常清楚。尽管军事力量依然重要，但是任何国家如果轻视经济力量和软力量的作用，则会大错特错。轻视拥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领导阶层的重要性也是一大错误。苏联的命运可能是上天注定，但全世界还是很感激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所看管的帝国没有通过流血爆发的方式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