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瑞克

剑桥——当一位商人走进政府部长的办公室并表示他需要得到帮助时，部长该作何反应？是请他坐下喝杯咖啡，问问政府如何才能帮得上忙？还是根据政府不应向商界施以恩惠的原则，将他赶出门外？

这一问题正是对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们的一次罗沙哈测验。自由市场的狂热追随者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其中一派的代表，他们坚信国家与商业之间界限分明。在这一派看来，政府的职责在于确立明晰的规则与规制措施，之后便应对商业自身的沉浮听之任之。公职官员应该与私人利益保持一定距离，绝不应献媚于后者。起主宰作用的应当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这一观点反映了一种历史久远而又令人尊敬的传统，它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并在今日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继续占据着傲人的位置。它也是美英以及其他以盎格鲁—美利坚思想脉络为组织原则的社会中，关于治理的主导观点——尽管实际做法时常会背离理想化的原则。

另一派的代表则是可被我们称为社团主义者或新重商主义者的派别，在他们看来，政府与商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对于良好的经济表现与社会和谐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模式中，经济运行需要一个能急切地倾听商界要求，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刺激、补贴与其他非界定权益为商业运作助力的政权机关。鉴于投资与工作岗位的创造保证了经济的繁荣，因此政府政策的目标应当旨在取悦生产者，而严格死板的规则与不近人情的决策者只会扼杀商业阶层的勃勃生机。

这一观点所反映出的是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实践。重商主义者相信国家扮演着积极的经济角色：促进出口、阻碍制成品进口、确立能使商界与国王共同获益的贸易垄断局面。这一理念在今日亚洲出口超级大国（其中以中国最为显著）的实践中延续着生命。

在这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较量中，亚当·斯密与他的信徒们在知识层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实践中，情况却更为暧昧。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获胜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六十到八十年代的韩国以及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拥有与大企业合作密切，而且主动配合的政府。这些政府都非常积极地促进投资与出口，与此同时阻碍进口（或对此不表明态度）。中国近年来对于高储蓄、高贸易顺差式经济的追求正体现着重商主义的教义。

早期的重商主义也需要得到重新认识。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刺激措施，如垄断许可证，那么十六、十七世纪洲际贸易是否还有可能经历巨大的扩展便值得怀疑。正如许多经济史学家指出的那样，重商主义为英国提供的贸易网络与利润，或许对于启动十八世纪中叶该国的工业革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以上这些观点并不是想将重商主义行为理想化，这一行为的负面效果显而易见。政府将会非常轻易地被商界收入彀中，最终的结果将是任人唯亲与权力寻租，而非经济获得增长。

即便这一做法在初期能有所斩获，那些有利于商界的政府干预措施也会在其失效后继续存在并日渐僵化。对贸易顺差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与贸易伙伴国的冲突，重商主义政策的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仰仗其他国家没有采取相似的措施。

此外，单边的重商主义也并不能确保胜券在握。中美贸易关系看上去仿佛是天造之和，一方是重商主义的奉行者，另一方则是自由主义的典范；但事后回首，人们会清楚地发现这一关系只会走向崩溃。其结果是，中国将不得不对其经济战略进行重大变革，而目前它还尚未做好准备。

尽管存有诸多弊端，但重商主义思想还是为决策者们提供了一些重要优势：更容易获得关于私人经济活动所面对的限制与机遇的反馈；有能力创造出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国策。自由主义者可以从中受益良多。

的确，没有注意到紧密的国家—商业关系所具备的优势，正是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盲点；只要看看在美国对于本次金融危机起因的追查情况，我们便能明白。目前的常规观点是将责任直接归咎于近几十年来、在决策者与金融业界之间发展出的密切关系上。对于学究型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应与业界保持距离，纯粹扮演一个消费者权益的理想化守护者。

但问题并不是政府过多地听信了华尔街自由派的观点；相反，问题出在政府没有足够倾听来自那些银行从业者和创新者的声音。这便能解释这一事实：为何那些未经验证的、关于有效市场与自我监管的经济理论能取代常识，使得金融大亨们对金钱过度索取，而包括政府在内的其它所有人却要为其清理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