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朝鲜、苏伊士和越南问题上的分歧表明，美欧之间的冲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早期冲突发生的地缘政治背景是冷战，还有已成为历史的思想和政治遏制框架。上述背景和框架曾经作为泛大西洋关系的主宰。欧洲和美国一样，意识到需要限制和管理彼此之间的差异，以求能够保持威慑力，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击败苏联。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这一切。获胜的联盟能否在胜利中继续生存？

冷战后地理政治环境的基本特征更为明确，包括美国的权威战略地位，人员、技术、商品、服务、思想、病毒、资金、武器、电子邮件、二氧化碳和其它任何东西的大规模快速跨境流动，美、中、日、俄、印等主要国家间较为平静的相互关系，以及日渐扩大的统一的欧洲。

与日益明晰的地缘政治环境相比，代替遏制的思想政治框架却远未成熟。如今欧美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未就任何战略框架达成新的共识的条件下，在与原有关系和机构的产生背景大相径庭的新环境下继续开展合作。

这种合作有可能实现。1990年，欧洲人和美国人齐心协力，逆转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占领。90年代后期，欧美又再度携手，制止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种族冲突。此外，欧美共同努力实现了北约的东扩，并共同打击了阿富汗的恐怖主义。

但最近在国际刑事法庭、《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联合国作用等问题上的一系列矛盾不可能视而不见。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以色列，却没有对巴勒斯坦权利给予足够的同情。即便美国和欧洲在贸易等问题上达成了原则一致，这种一致也并不总能够付诸实施。

最引人注目的分歧来自如何对待美国定义的那些"流氓国家"¾伊朗、北朝鲜、叙利亚、利比亚和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欧洲热衷于对话和诱导，而美国则更偏爱孤立和惩罚。弥合上述分歧殊为不易，即便如美国这般强大，也需要在反恐怖战争、核武器扩散和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坚定的合作伙伴。

但保持泛大西洋关系对欧洲也有好处，因为它无法确定区域稳定和繁荣将永远继续下去。欧洲的融合不能以损害其它领域为代价，因为狭小的欧洲无法抵御悬而未决的地区冲突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而将这种共识转变为实际行动则不仅需要诚实的思想，还需要大西洋两岸双方携手进行政治投资。

欧洲人必须丢掉幻想，摒弃独自成就事业的野心。重新建立多极化世界的夸夸其谈就当属此列。对欧洲来讲，成为与美国对等或对立的地缘政治实体既不现实，也毫无意义。

欧洲必须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目的不是成为与美国对等的军事大国，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成为美国的盟友，实现双方共同追寻的目标。美国雇佣兵制和欧洲其它政策的区别将逐渐将美国和欧洲分隔开来。欧洲还必须承认：有效的外交不仅需要对话和激励机制，还需要拥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即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和制裁措施。

在美国方面，必须认可强大的欧洲不会满足于执行美国的命令。美国要支持欧洲的统一进程，因为强大的欧洲至少可能成为潜在的战略伙伴，而弱小的欧洲却不可能如此。

实际上，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武力为基础的建国计划并不独特。这样的计划肯定会一再重复，更需要来自欧洲国家的大力支持。美国刚从韩国撤军就派兵前往伊拉克不仅令人遗憾，而且发人深省。

我们需要的是真诚的协商。协商不是通知对方已经做出的决定，在不做出任何调整的情况下要求对方的支持，也不是坐等危机发生后再开始磋商当今全球的核心事务。

最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必须学会处理分歧。最好的原则是不允许现有的分歧扩散、复杂化或影响双边关系。这样的"区分"现在与冷战时期同等重要。

为了控制分歧造成的后果，美国要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在提出的国际计划不被认可时提供备选方案。与此相似，美国必须采用激励和惩罚的双重机制，而不要将外交方针确定为问题国家必须先解决所有矛盾，才能够获得有实际意义的补偿。

同样，欧洲人也承担着特别的责任。对美国认为重要的事务不予支持和积极反对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后者绝非盟友的所作所为。欧洲领导人还要花更大力量阻止反美主义的滋生蔓延，以确保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能够与美国再度携手。

我们正在进入欧美关系中一个崭新的时期。美国和欧洲对某些事务的认识将会产生分歧，并奉行不同的应对政策。但较之欧盟25国或北约26国关系毫不逊色的泛大西洋关系不能成为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计划，除非我们甘冒彻底失败的风险。

Richard Haass ，美国国务院前政策制定主任，目前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