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 ——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众多中国高层决策者都选择继续执行在去年第四季度展开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会议也同时提出，要将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以及平衡经济结构方面。

而这一举措所带来的信号，就是中国 —— 抢在其他国家之前 —— 已经率先开始摆脱由危机所主导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中国有必要加快这一自身转换的进程，因为这一系列扩张性政策虽然确保中国实现了经济的 V 型复苏，但这些政策所可能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却是令人忧心的。

首先 , 中国的危机管理导致其自身发展模式 —— 以大规模投资需求为特点的 —— 所产生的问题更加严重。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的投资比率过高，而且自 2001 年以来就不断上升，导致了首轮经济过热以及随后产生的产能过剩问题。然而直到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强劲的出口势头掩盖了国内的产能过剩，而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却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影响下进一步加深。事实上，中国的投资比率在 2009 年度已经超过 50% 了。

其次，中国的外部不均衡状态可能恶化。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贸易和出口分别贡献了全国 GDP 的 67% 和 37% ，但危机发生之后这两项所占的比重都严重下滑。但即便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已经降到了负数，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也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实际上进一步恶化的产能过剩问题，加上其他许多依然存在的价格扭曲问题将导致中国企业进一步扩大针对出口市场（比如美国）的生产，更何况这些出口目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势将在 2010 年以后继续加剧。

第三，中国的金融稳定和财政状况将可能在中期恶化。政府对产能过剩问题有清醒认识，但是依然将经济刺激计划集中在基础设施而不是新的工厂之上。但基础设施是一项长期投资，如果不能和生产力投资相结合的话，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将更为低下。正如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必须要有车走才能赚回过路费。

此外，由于操之过急而且缺乏有效监控的政策执行，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的浪费现象将十分严重。当投资比率达到 50% 以及 GDP 增长率达到 8% 的时候，持续增长的资本产出比率将超过 6 ，而 1991-2003 年期间这个数字还只是 4.1 ，意味着不但投资效率低下，而且很可能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

最后，货币政策已经太过宽松。跟美国不同，中国没有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流动性不足以及信贷紧缩问题的冲击。因此刺激了 2009 年上半年爆炸性的信贷增长，直接超出了全年信贷总额目标的不是企业的需求，而是低利率以及非市场干涉手段。如果商业银行只需要在经济原则下作出贷款决定的话，信贷和货币供应的增长将更为缓慢，也减少了坏账比率升高的风险，然而失控的企业改革进程，通胀压力，以及资产泡沫的复苏导致过剩的流动性都涌入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事实上，中国的住宅价格近几个月都在疯涨。政府在扶持地产需求复苏方面过度宽容，同时也对资产价格下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过度恐惧，以至于在处理再次涌现的泡沫方面太过谨慎。由于房地产部门占中国 GDP 的 10% 而地产发展占了固定投资总额的 25% ，这意味着任何试图控制房产价格这匹脱缰野马的决策都难以下定决心。

总而言之，如果政府无法直接面对经济结构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手段对国家长期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十分严重。但也必须指出政府对这个问题也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开始着手将结构调整问题放到优先议程当中。

比如在 2010 年，政府可能会通过将财政收入更多地分配到跟企业有关的家庭经济部门来刺激国内消费，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降低居民家庭的防御性储蓄。当然，如果没有一个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的话，那么构建 “ 和谐社会”的官方说辞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此外，政府应该创造包括汇率机制在内的更具灵活性的机制来消除价格扭曲现象。

政府的目标不但是要重振经济，而且还要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不断恶化的势头扭转过来，并为未来的发展构建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人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我们的政府在过去 30 年以来已经成功打破了无数关于中国经济即将覆灭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