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上海——“这是个夕阳产业，”一位广东珠海的制衣厂老板跟我说。正如当地许多同行一样，他的企业正准备关门大吉。20年前大量投资在充足廉价劳动力的刺激下涌入珠海，而今衬衫、玩具、塑料花、瓷片、挂钩以及弹簧这类产品的辉煌已成往事，在广东生产这些东西的成本也已经高于孟加拉和越南这些国家了。

随着劳动成本持续攀升，中国会否丧失其令人羡慕的世界工厂地位呢？

事实上，劳动成本的提高是无法避免的。中国政府在2008年颁布了新的劳动法以及最低工资标准。最近关于改善农村经济状况的相关政策则减少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为了赶上中国城市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工人都开始要求更多的劳动补贴，比如广东本田汽车零部件厂那场引人注目的罢工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争论的重点就在工资上面。

事件中该厂的罢工工人要求将月薪从人民币1500元（约合234美元）提高到2000~2500元（373.13美元）。很显然，中国的工厂已经无法再提供以前那种极为低廉的报价了。

此外，服装制造业也是中国在低劳动成本市场丧失竞争力的重要例子。美国咨询公司Jassin O’Rourke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其他七个亚洲国家。中国沿海地区的平均劳动成本是1.08美元每小时，内陆省份则为0.55~0.88美元每小时。而排名在中国之前的印度是0.51美元每小时，成本最低的孟加拉的劳动力价格仅为上海和苏州的1/5。

除了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困境之外，过去两年所爆发的金融危机还对国外需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较2008年下跌了18%，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受害尤其严重。2008年，纺织行业在10年以来首次出现盈利下降的情况。2009年3月，电子和IT产品出口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虽然中国的出口在2010年开始复苏，但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非常明显。即便2010年1月的出口总值已经恢复到2008年同期的水平，但许多工厂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中国制造商来说，长期性的成本上升加上短期的出口暴跌状况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政府和企业家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这种不利状况反而还无意中推动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滞后的产业转型进程。随着成本上升，中国制造商正在寻求更高附加值，新的市场空间以及对政策指定的更大影响力。

在中国沿海经济带的地方政府正在描绘新的蓝图，力图将企业推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环节。比如被称为“丝绸之都”的中国纺织业中心江苏省，其3/4的本地GDP由纺织业贡献，但去年的出口额下降了15%。这对当地政策制定者来说堪称一记警钟。

有见及此，当地官员已经不再满足于成衣加工。通过一系列行政指导和金融扶持政策，当地政府计划在3年内将服装占纺织品总产量的比例下降25%，同时增加化学纤维的制造机组数量以获得比服装生产更高的回报。据当地官员介绍，本地企业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生产超细纤维的能力，而这种技术本来是日本所独有的。

事实上，全球衰退可能会成为一个产业升级的良机。订单下滑压垮了那些利润极端微薄的低端制造商。在2008年末有一半的中国玩具厂破产。虽然这在短期内是个坏消息，但对那些在危机中幸存下来的企业来说那些小制造商的消亡则堪称一个利好消息。随着市场份额的不断巩固，企业都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大型企业有更多实力将资源投入到产品研发当中，而这也是中国实现向高端产业链迈进的关键。

更加集约化的企业也更利于和对手讨价还价。从前，中国的合同生产商一般被认为是一盘散沙而且内斗严重，对国内和国际的相关产业规定也没有什么发言权。比如江苏的生产商就总是要被迫适应出口市场上反复无常的产品安全和环保标准。相比于美国和欧洲的制造商，中国制造商总是缺乏组织而且很被动。

但是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随着那些存活下来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在面对本国政府和国外企业时也拥有了对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国内外政治拥有更大发言权可以减少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在这方面可以参考中国最大的电脑生产商联想的战略，该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雇佣了一个国会游说人，而此举在中国企业中尚属首次。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将无法再维持从前那种创造了出口奇迹的成本优势。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辉煌已经一去不返了。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政权稳固而且欢迎外国投资。在国内各地都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集群内部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可以有效抵消升高的成本。中国国内的消费规模也正不断扩大。此外，随着低端低成本劳动职位向着高端高成本职位转化，中国不但会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迈进，同时也会涉足类似设计这样的服务性行业。这种转变同时也将为美国提供一个全新的投资方向。

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实现转型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规模更大的，向研发和设计方面投资更多，而且更能向商业和贸易政策施加影响的企业。因此“中国制造”还没有失去其国际地位，而仅仅正在向着某种全新的——甚至可能是更令人生畏的——形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