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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权说谎?

哈罗德·詹姆斯

普林斯顿——什么时候可以说谎?说谎有时候是种美德?马基雅维利的传统认为,说谎有时是正当的,其理由,要么是“符合政治之道的更高需要”,要么是“国家代表更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因为它“体现了公共的善”。那一传统如今再次成为焦点,因为近期的许多辩论又谈到了出于政治目的而隐瞒真相的问题。

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存在大量抄袭呢,还是由于他当时正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可以允许撒一个谎?既然误判了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2003年美国领导盟军入侵萨达姆·侯赛因执政的伊拉克,是不是成了非法的?为了搞臭政治对手,美国反堕胎保守势力派人到“有规划生育”机构(Planned Parenthood),用编造的故事蒙人,这种行为又正当不正当呢?

经济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同样主张,政治谎言有可能是道德的。在某些情况下,说假话或隐瞒真相似乎对民众有利。欺骗可以是安慰之源。在谎言之茧里,我们兴许会感到温暖、舒服一点。

在谈论2008年金融大危机时,政策制定者常爱援引大萧条为例,政治谎言的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也正是出自大萧条时期。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可怕的银行挤兑风潮,对经济造成巨大而直接的破坏,拖垮了许多信用基本良好的企业,就业形势一落千丈。

整个大萧条时期,只有一个国家避免了普遍蔓延的银行挤兑:意大利。在那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控制了媒体,包括财经媒体。尽管大多数意大利银行同德国、奥地利银行的模式一样(后者的崩溃点燃了全球大火),尽管意大利银行也大都同样资不抵债,意大利媒体却从不讨论这些令人不悦的问题。财经新闻的调子令人宽心。没有银行恐慌,意大利的经济萧条也来得比较温和。

由于金融危机很大一部分是信心问题,墨索里尼很快树立起一个榜样。只要如法炮制,一些国家神奇地就把安全与信心创造出来了。希特勒就喜欢说:德国马克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归根结底靠的是集中营。

作弊是许多企业的一种切近诱惑。只不过把亏损掩盖起来,等待不确定性消失、信心恢复的那一天,不是很好吗?那样一来,新的利润就能迅速填平亏损,神不知鬼不觉。

篡改真相则是现代许多政府的一种永恒诱惑。它们透支岁入,以维持信用。它们把外债划为内债,以在国际货币基金获得更好的记录。

就企业而言,不实的财务披露是一种非法行径。大多数人都明白这是为什么。法律规定必须如实记录和报告企业财务状况,这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备特征。如果不能相当确信财务陈述的真实性,市场就会普遍丧失信心。

政府的不实披露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作弊和谎言一旦被揭穿,也会造成严重的混乱。事实上,一些政府出于“政治谎言可以稳定预期”这一观念所做的不实披露,恰恰是许多金融危机的根源。

1994年,墨西哥以所谓tesobono这种金融工具形式存在的内债(以美元计价)金额曝光,震动了全球经济。希腊政府对财政状况的不实陈述,加上市场意识到欧盟忽略或纵容希腊的会计障眼法,扣动了2010年欧元危机的扳机。一旦真相大白,没人还会相信政府未来能严格、公平地执法。

不实披露不仅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也会成为革命的引爆器。推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抗议活动,其直接原因就是维基泄密所披露的美国外交部门有关其政府腐败的内部报告。突尼斯革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催生了更多关于腐败与欺诈的生动叙述,从埃及、利比亚到海湾国家,每每引发更大的愤慨,动摇了一连串政权。

可以用来反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出了上述原则的论据,还有一个务实的理由。在现代通讯条件之下,1931年墨索里尼搞的捂盖子办法,如今不太可能搞得成。此外,谎言生出谎言,扭曲的信息引出更多、更复杂的扭曲,致使后续决策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后果很严重。

回头再来看看,大萧条时代的意大利是个什么结局:为了拯救银行、维持信心,意大利创造了一个由国家控股公司组成的庞然大物,它后来日益变得官僚化,成为意大利经济成本高昂的负担。这个难以摧毁的巨怪,压垮了墨索里尼政权,前后存在了五十年。

市场的运行有赖于不断发现信息的过程。堵塞信息之流,导致的将是扭曲,而不是信心。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政治体系,正如中东目前正在上演的一样。然而,政府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认为自己很能搞得定,不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革命,似乎都无法让它们接受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