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不停地发生着灾难。其中有些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艾滋病；而其它则是自然力量的瞬间迸发，像地震或卡特里娜飓风。每逢灾难发生，人们都期待富裕地区资金实力雄厚的救援组织会迅速采取行动。但外来援助不仅降低了效率，实际还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长期破坏。

海啸袭来时，人们首先要请第一世界专家参与救灾。救援行动是重中之重，其次是确保食品、庇护所和药品的供应。整个过程都遵循特定的程序，而且要确保效率的最大化，因此救援行动常会遵循捐赠国在制度上的理念。

但重建时将一种文化习惯强行移植到另一种文化背景可能会导致社会变化，而这些变化就像灾难本身一样具有破坏性。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菲律宾一个小渔村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1978年，台风丽塔（Rita）将捕鱼为生的菲律宾社区中手工打造的木质渔船毁坏殆尽。救援行动迅速有效，首先是发放生活给养，接着就是“重建”捕鱼船队。老式的渔船使用几年就会腐烂，现在换上了现代化的玻璃钢制品，船上还配备有小型的汽油发动机。当时，这次救援被当作样本行动而广受赞誉。

当地的渔业生产迅速恢复和繁荣¾可惜好景不长，10年后整个社会就濒于崩溃。几千年来，当地文化都非常依赖造船工人的核心作用。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在实际生活中扮演着教士、老师和法官的角色。当地的生活以道德准则为核心，建立在分享和信任的基础之上。

救援行动后，这种复杂的人文平衡就被金钱经济所取代，而只有那些政治掮客可以向民众施舍稀有、昂贵的汽油。当地完整的文化就在这样高效的救援之下被毁于一旦。

同样的悲剧在不同的场合一再重演。人们最初是希望以最现成的方式解决问题。但由于缺乏对当地动态环境的深入了解，其效果却是大打折扣。

解决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在可能受灾的地区创立并资助小型的科学中心，它们主要致力于科学的“平民化”，无论使命还是人员都植根于当地的土壤。有受灾危险的地区要找到符合当地文化的方法，来应对可能降临的灾难。不仅如此，这种本地化的氛围也有利于培养当地的人才。

这种理念在新奥尔良和泰国的普吉岛同样行之有效。实际上，尽管乍看上去在卡特里娜风灾中似乎没有文化移植的影响，但仔细研究之下却不是这样。

人们都看到新奥尔良受灾最严重的是那些生活在城市低地的贫困的非洲裔美国人。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在贫民区的居民根本没有撤离所需要的资源。但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很多人宁愿选择留在自己所信任的社会环境，也不愿逃到安全但却陌生的地方。

批评者也把挪用基础设施资金和派遣路易斯安娜国民警卫队到伊拉克列为这次受灾的原因。这些因素可能起了作用，但总的说来，如果新奥尔良有本地学者参与控制洪水和制定撤离计划，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后果肯定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恰恰相反，把部队从伊拉克调回来参与紧急救援有多不合适也是非常明显的。

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改革的抗艾滋病战斗，也许最能清晰地反映出忽视当地文化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没有对某种文化清晰、客观的理解，改革社会机制就会彻底沦为空谈。而且这种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直觉的层面上，而必须以科学，也就是最佳方法和最佳模型做为基础。

综上所述，灾难降临时要依靠两条线。其一是批评思想家¾也就是所谓“专家”，他们向人们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避免第2轮的灾难。即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研究过当地文化，但一样可以提供指导，因为他们掌握着全球最昂贵的研究设备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救援行动应该由当地的科学中心掌管，因为他们拥有受灾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这种方式的意义远不止于灾难救援领域。充满活力的科学机构是经济发展的根源，没有它也就谈不上第三世界的任何发展。因此，投资当地科技相当于直接增强当地的发展潜力，这最终会给投资者带来新的突破。归根结底，没有什么能够比传统科研机构以外的科学家更有利于创新，因为他们会为了拯救自己的一家老小而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