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时，在巴黎市郊和法国其它城市发生的民众与警察的暴力冲突已经持续近两周了。这次冲突中，仅每晚被焚烧的汽车就达到近1，000辆。引发冲突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混乱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这个社会里，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既无收入也无根基。他们无所事事，只知道用暴力来要求社会对他们的承认，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国。人人都记得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华特暴动、纽华克暴动和底特律暴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英国的利物浦暴动，还有近年来发生的布拉德福、奥海姆和伯恩利暴动。同样，20年前法国里昂附近也发生过沃昂夫兰暴动。因此，分清哪些问题是发达国家所共有的、哪些是法国所独有的就显得非常重要。

过去30年来，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我们从以管理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以股东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控制过渡到逐步解除对市场的管制，从20世纪60、70年代广泛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过渡到目前的不断缩减社会开支。

尽管财富不断增加¾过去5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以上¾但工资在财富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却缩减了10%。与此同时，成百上千万的富人变得更加富裕。在所有地方，这样的变化都使最不幸的那部分人口大规模地陷入贫困，而在富庶国家，似乎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被彻底消灭的大规模贫困又重新死灰复燃。很多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劳务市场中所处的地位也日益低下，尤其是那些来自贫困或者单亲家庭、或者有少数民族背景、操少数民族语言或信仰少数民族宗教的年轻人，他们受到的影响尤其显著。

这些人感到自己被社会拒之门外，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既然他们要毁掉我们，我们就要砸烂整个世界”的口号最贴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隐藏着数不清的社会暴力隐患。

但在上面所说的大的背景下，法国又具备某些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首先是人口统计领域：过去50年来，法国的人口出生率远远高于其它欧洲国家¾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字达到19，而欧洲国家平均为1.6，德国或西班牙则只有1.3。

在德国，进入劳务市场的人数总比不上退出的多。而法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进入劳务市场的人数要比同时期的退出人数高200，000到300，000¾而移民还未被计算在内，虽然近年来的移民数量有所减少，但仍然是寻找工作的主要力量。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

其次要谈谈地理因素：法国的人口高度集中在首都周边的城市地带¾巴黎及郊区容纳了近20%的法国人口，这在欧洲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法国就业体系的吸纳能力已经不容小觑，但由于迷失了方向的年轻人数量太大，法国的就业吸纳能力还是显得杯水车薪。

事实上，法国公共教育系统的开放程度已经着实令人惊叹，在剥夺少数族裔集体特权的同时，法国也在积极维护着他们的个人权利，包括为所有语言、宗教或肤色的群体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虽然我们的体系已经不堪重负，但这纯粹是由于吸纳能力存在一定的限度，而系统的核心原则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20年来所有的法国政治家都清楚：这些孤立的事件累积成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危险性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的任务是迅速妥善地解决每个孤立事件，防止大规模暴力行动的爆发。

同样，早在20年前，人们就非常清楚要采取哪些措施。当时，各大城市市长组成的跨党派团体在报告中就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一致：那就是有效实施镇压、积极开展社会防治、长期部署地方警力和重新接纳违法人员。

推行上述政策的难点在于：其中某些预防措施¾即有关社会支持和重新接纳罪犯的政策¾在生活在混乱地区、早已饱受惊吓的居民看来无异于“纵容犯罪”，他们抱怨对违法者的处理太过宽大。但过去3年来，法国政府似乎不再相信以社会为导向的城市政策会起到任何作用。官员们只相信压制，并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表达。结果，地方警察部队从几年前的20，000迅速锐减至11，000，而国家防暴警察的力量却日渐增强。

现在，法国不得不吞下这一彻底错误的疯狂政策所带来的种种恶果，法国内政部长尼古拉斯·萨尔科奇把参与暴乱的青年们称为“渣滓”，就是这种新取向的生动表现。这个称谓就像被粗心的烟鬼扔到干燥森林中的一根火柴。萨尔科奇的这种挑衅行为点燃了青年人复仇的烈火。

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发生在法国主要城市郊区的事件会成为其它年轻人模仿的榜样，他们既可能居住在法国城市化比率较低的区域，也可能生活在其它的欧洲国家，他们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排斥，也许同样盼望着暴乱的发生。解决法国暴乱下面隐藏的问题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尊重、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警察活动，此外无庸讳言还需要大笔的资金。但需要关注上述问题的绝不仅仅是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