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北朝鲜，正式的名字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压迫性最强、最封闭、也是最不道德的独裁专政。这个国家也许是纯粹集权主义的最后一个据点——国家控制着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西方乐队演出的合适地点？人们能否想象纽约爱乐乐团在平壤的演出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是不是在为斯大林或者希特勒带去娱乐？

所有的极权主义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通过镇压除阿谀奉承以外所有形式的政治表述，将所有问题全部政治化。在北朝鲜根本就没有与政治无关的体育和文化。因此对纽约爱乐乐团的邀请毫无疑问意在加强由亲爱的领袖金正日（Kim Jong-Il）所领导的独裁政权的威望。金正日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过不雅——即使在相邻的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他需要抓住一切机会来提升自己的形象。

在采访某些音乐家时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媒体援引一位小提琴手的话说“我们很多人对所谓音乐高于政治的政党方针也并不认可。”她“肯定平壤和我们自己的政府会利用这次演出来试图达成政治协议。”纽约爱乐的指挥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选择演奏瓦格纳、德沃夏克、格什温和伯恩斯坦的作品，他的看法相比之下没有那么偏激。这次音乐会，他说，“会发挥它自己的作用，”对北朝鲜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他肯定会这样说的，对不对？但他的话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马泽尔在内，假装认为伟大的西方乐队的一次音乐演奏就能彻底摧毁一个独裁政府，但独裁主义者对音乐破坏力的警惕性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著作 《共和国》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如果不进行严格的控制，音乐就能够点燃人们的激情，让人们变得不安分守己。他希望将音乐表达的范围限制在那些有益于和谐和秩序的歌曲。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独裁政府所采取的方针。官方为北朝鲜人指定的音乐曲目包括歌颂共产党的爱国赞歌，歌颂亲爱领袖和他的父亲伟大领袖金日成的颂歌，以及歌颂朝鲜人民英雄精神的战歌。几乎不允许存在其他任何一种音乐形式——在统治者自己的私人书房里除外。亲爱领袖的儿子金正哲（Kim Jong-chol）据说是一位埃利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的粉丝。现在这位英国摇滚巨星已经接到了北朝鲜的演出邀请，这确实也是一件新鲜事。

就像德国纳粹限制爵士乐那样，按照柏拉图理论，摇滚乐也在共产党独裁政权内部受到了严厉的限制，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受控制的热情被看成是对完美国家秩序的一种威胁。正因为如此，“禁乐”才被赋予了政治内涵。颠覆希特勒德国的青年们——被赋予了“摇滚青年”的雅号——经常秘密欣赏爵士乐。

1968年，滚石和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创造之母乐队（Mothers of Invention）的舶来乐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情绪。在苏联坦克结束了布拉格的春天之后，一位俄国警察威胁一名捷克青年要把“扎帕的音乐从他身上打出去”。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是一名扎帕的粉丝。一支名叫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捷克摇滚乐队也是。这支乐队让共产党政委感到如此心烦意乱，以致于他们被投进了监狱——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政治活动，而是像乐队主唱贺拉夫萨（Milan Hlavsa）所说的那样，“我们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这正是关键所在。汤姆·斯托帕在他才华横溢的剧作《摇滚》中对贺拉夫萨和他的长发粉丝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派对被国家搞砸。他们根本不在意政委们的想法。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节奏起舞。

显而易见，德沃夏克和瓦格纳不同于扎帕和滚石乐队。而如果克莱普顿应政府的邀请来到平壤，他也许没有剩下足够的“街头威望”来点燃人们的反叛热情。当滚石乐队本身终于在2003年有机会在中国演出的时候，他们同意把有些内容从节目安排中删去，按照当地赞助商的话讲，“他们知道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不愿意冒犯中国政府。”1968精神也不过如此而已。

尽管如此，马泽尔的话也许有他的道理。在北朝鲜演奏好的音乐可能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斯大林的帝国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古典乐队。他们自己的乐队就已经足够了。中国也不再需要滚石乐队，因为那里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摇滚乐队。但彻底的与世隔绝却一直是北朝鲜专制制度的基石。

半个世纪以来，北朝鲜人被剥夺了欣赏国家规定范围以外的任何艺术、创意或者音乐的权利。他们被告知：北朝鲜是一个拥有英雄历史的小国，现在正处在以美国为首的邪恶敌人的包围之中。这样的终极妄想狂政策在全国创造出了与精神病院相似的氛围，让无知、恐惧和猜疑成为一切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