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在当前的危机中，也有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一面，因为它们会以在支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机构中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姿态出现。一旦金融危机尘埃落定，中国、印度、巴西、韩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将有能力对多边经济机构管理的方式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在推进反映它们利益的改革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对以上的论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首先，金融危机已经削弱了美国和欧洲的实力。美国和欧洲将会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提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里维持多边主义的那种领导。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进来填补空缺。

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影响力和重要性会进一步增强。许多西方重要的金融机构——那些没有被国有化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会完全受到来自中国或海湾国家的资本的支配。在贸易方面，当前的全球贸易谈判回合已经显示，如果富裕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合作，它们就需要让发展中国家制定游戏规则。

为了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这一结果，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其利益和优先任务有一个良好的判断力。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寻求什么呢？

首先，发展中国家应该推进降低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以及金融危机后果严重程度的新规则。让全球金融市场自行其是，这些市场就会在经济情况良好的时候，以过于低廉的价格提供了过量的信贷，在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提供过少的信贷。对此唯一有效的回应是抗周期的资本项目管理：在经济发展高涨 的时候阻止外国借款，在经济发展转弱时防止资本外逃。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推进金融开放和反对资本管制，而应该从事积极帮助国家实施这些政策的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应该扩大其紧急贷款额度，以更好地充当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的最终贷款人的角色。

危机是在所有领域——包括便利在发展中国家逃税的富裕国家的银行业务——取得更大透明度的机会。由于在苏黎世、迈阿密、伦敦以及其他地区的银行账户，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国民每年在自己的祖国逃避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税款。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要求获得这些银行账户的有关信息，并且银行账户所在国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有关它们的国民的银行账户的信息。

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奋力争取托宾税（Tobin tax）的征收——它是一种对全球外汇交易征收的税种。将该税税率设定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例如，0.25%——这种税就会增加相当可观的税收，但是对全球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非常小。在最坏的情况下，该税的效率成本是微小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该税可以阻碍过度的短期投机。

征收托宾税（Tobin tax）所得的税收——很容易就达到每年几千亿美元——可以花在诸如发展支援、热带疾病疫苗以及使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技术变得环保这样的全球公益事业上。只要所有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支持托宾税（Tobin tax），实施它的行政障碍就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就可能通过威胁要孤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式，使它们合作。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将 “政策空间”的理念庄严地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调整和多样化其经济以及确定经济增长阶段所需的贸易和工业政策。所有成功实现全球化的国家都使用了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中的许多政策（例如，补贴，本国含量规则，对专利产品的反向工程）现在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都是不允许的。

政策空间也需要保证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例如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规则一致。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认为，承认这些经济和政治现实不仅没有削弱全球贸易体制并使其更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侵害，反而使全球贸易体制更健康，更具有可持续性。

但是，伴随着权力增加的是义务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应该对富裕国家的合理担忧，更加谅解并做出更积极的回应，并愿意为一些全球公益事业支付费用。资本输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愿意接受对其主权财富基金运作更大透明度的要求，并保证不将其用于政治目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以及俄罗斯——将有必要承担一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

同样，发展中国家必须明白，政策空间是双向的。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过去25年里，中产阶级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非常少，所以贸易政策有非常大的压力要对此提供一些补偿。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中产阶级的困境作为其成功竞选的主要政策纲领。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也发表了全球化对工人的不利影响的看法。

当每次有人表达上述忧虑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就增强对保护主义的担忧，对它们是没有多少回好处的。政治和经济现实要求一个更差异化、更协作化的解决途径。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说不，但是它们也应该愿意就避免在诸如劳工标准或企业税收这样的领域的监管竞次进行谈判。这符合它们自身的长期利益。没有来自富裕国家中产阶级的支持，很难维持像我们在最近几年拥有的那样开放的全球贸易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