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天安门大屠杀”整整二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鲜有年轻人了解当时发生的状况，思之的确令人齿冷。1989年6月4日，许多手无寸铁的中国公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和中国各大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屠杀。多数人并不是启动反腐败反专制和平抗议运动的学生，而是本应得到共产党支持的普通工人。

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是因为多数家长绝口不提此事，他们生怕为自己和子女引火烧身，还有一个原因是官方的中国媒体从不言及此事，这是一个禁区。提及1989年事件的网站被迫关闭。电子邮件遭到拦截。依然坚持当众谈论此事的人时常遭到逮捕。

赵紫阳在1989年任共产党总书记。尽管他自己并非民主人士，但他同情抗议学生的遭遇。他因反对自己政府中的强硬派而遭到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录有他回忆录的盒带被伪装成京剧录音带走私出国。这本回忆录的中英文版刚刚面世，但还不能在中国发行。

赵的回忆录无疑将引发进一步讨论，探讨我们应当从“六四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展开这样的讨论很有必要。如果能在中国光明正大的进行该有多好。1989年屠杀一开始就产生了一派思想，认为较为极端的学生领袖处理问题过于莽撞。他们应该认识到抗议活动必将引来暴力镇压。刺激政府的学生断送了缓慢推进政治改革的机会，这是他们相对中庸的长辈小心翼翼努力的结果。

这派言论的支持者常常补充说，中国实现民主的时机还不成熟。大规模群众游行显然不是实现目标的方法。实际上，激进的学生领袖并不比他们反对的共产党更了解民主。首都和许多中国城市的生活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政府的确采取了高压政策，但他们完全有权恢复街道的秩序。

如果学生领袖的确想要接管政府，并为达目的使用了暴力，这一理论也许能够令人信服。暴力革命绝少能建立起自由的政府。但没有证据表明最激进的学生曾有过这样的抱负，当时的抗议活动完全属于和平性质。抗议者所要求的不过是言论自由、与政府对话、建立独立工会和结束官员腐败。

我们很容易在事后评论抗议活动是否注定会以失败和流血告终。历史也许永远都不会完全重演，但某些模式却可以不断重复。

纯粹的抗议活动几乎不可能推翻一个政府，但如果与其他突然发生的政治变动相结合却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当东德人在1989年抗议共产党专制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确信能够成功。实际上，某些党的领导人也曾考虑过像北京的同志一样动用坦克。但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拒绝支持镇压德国人的时候，势不可挡的公众抗议和政府失误一起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

1986年充斥首尔街道的南韩学生也无法结束独裁军政府。这又是一次偶发事件的组合——来自美国的压力，即将到来的奥运会、貌似可信的反对党政治领袖——所有因素组合在一起推翻了军政府。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不会了解封闭的共产党政权的内部状况。当时党内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将会如何。在这次事件中，赵紫阳可能导致妥协的安抚政策最终也许会带来更为开放的政治制度，但是他没能赢得这场较量。拒绝放弃垄断权力的强硬派在这场较量中获胜。

如果学生撤退赵是否就能得胜？答案是可能性甚微。无论如何，学生和支持他们的工人没有能力支持政府某一派系的势力。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们并不是政治家。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更多自由。而我们应当从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许多地方那些明媚的春日中吸取这样的教训：中国人和其他人一样有权自由地发表评论，而不用害怕遭到逮捕，中国人有权选举自己的领袖，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就连领导人自己也不能例外。

1989年6月4日，数千名中国民众由于远逊于此的要求而遭到屠杀。纪念他们的最好的方法是肯定他们的自由权利，西方和许多亚洲国家的民众对这些自由权利已经习以为常。最不正确的方法是责怪坚持这种权利的几名学生，直到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