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

在经济危机中，美国的金融机构及家庭就陷入了杠杆过高的困境，引发的资产通胀泡沫最终灰飞烟灭，为资产负债表带来了多重伤害。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采取了资产价值重置、去杠杆化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等措施，最终却导致了眼下储蓄利率上调、内需疲软以及失业率飙升。

由此看来，美国的当务之急在于，继续推行财政与货币刺激计划能否将引领美国经济走入正轨。不可否认，财政刺激与银根大幅放松在危机肆虐之时相配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信贷冻结，并抑制资产价格下跌与实体经济活动萧条。但是，今时已不同往日。

原因很简单：危机之前的资本收益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它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后危机时代的消费萎缩、需求下降及失业率升高。虽然逆周期政策能够平衡此类负面影响，但却无法消除其造成的危害，或打破极其严格的限制而加快经济复苏。

这样一来，由于家庭倾向于储蓄及减少负债，以赤字为导向的激励方案对家庭收入的刺激作用正不断减弱。而在企业看来，一旦商业周期步入正轨，投资与就业随着内需的提高而变好。在内需回升之前，企业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问题的底线在于，在这个去杠杆化且重组资产负债表、出口以及微观经济结构 —— 简而言之，未来增长潜力 —— 的经济中，赤字开支已越发力不从心。无论是否存在赤字开支，此种重组势在必行。因此，制定政策时必须认识到此种重组的实现进度是有限制的这一事实。

然而，如果我们操之过急，受到威胁的不只是财政收支平衡以及美元的稳定性和恢复力，经济与政府财政在不久的将来同样会受到冲击的严重影响，这与加快投资和增加就业带来的短期微小利益相比是得不偿失的。内需必将回升，但步伐缓慢。

的确，恢复态势良好的资产价格已能够帮助平衡资产负债表，但仍不足以刺激消费。在消费有所起色之前，必须更大程度地修复家庭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眼下，中国、德国和日本等国拥有巨大贸易顺差，其增长的外需能够帮助恢复美国的短期内需。同时，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改革，这同样需要时间。

此外，美国经济也必须进行耗时的结构改革来应对外需增长，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平衡全球需求无足轻重。事实恰恰相反。然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大力修固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不是专注于恢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的短期平衡与就业。

眼下，赤字与政府债务的最佳使用途径是关注分配问题，特别是已经或将要失业的人群。在此种资产负债表衰退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必须确保足够的失业津贴并延长其受领期限。那种认为此举将影响失业者谋职积极性的观点在平时有其可取之处，但不是现在。

归根结底，今天的失业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而非缺乏激励造成。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提高失业津贴金额并扩大其覆盖范围。一旦消除了就业结构障碍，应将失业津贴回复至正常水平。此举不仅能够减轻眼下失业者承担的不平等负担，还有利于稳定消费，或可能减少那些担心将来失业的人群的部分预防性储蓄。

货币政策这一平衡协调的复杂性以及难度更甚。进一步提高利率将降低资产价格（至少减缓货币升值），加重可调整利率偿债负担，引发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等额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与混乱的去杠杆化。这一切都将影响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导致复苏停止。

与此同时，舍弃此种方法也会带来某些后果。低成本发放信贷非但无法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反而会引发资产膨胀与配置不当。

除美国之外，众多国家都希望美元继续坚挺、减少利差交易的资本流入，并不再为避免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急于升值货币。简而言之，美国等风雨飘摇的经济体所采用的该种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经济扭曲，继而引发多个国家政策上的连锁反应。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场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金融监管不力、不负责任的放款纵容了愈发猖獗的系统风险。在这种观点之下，实体经济的其他参与者都以受害者自居 —— 而在危机之前，这些受害者曾大肆购买房产、度假胜地、电视和汽车。

不幸的是，此种观念使得政策过于关注补救措施，即使边际收益率降到很低时亦是如此。眼下，我们急需的是：对失业人群进行支持，有着清晰的赤字削减计划的政府财政支持，对中期经济增长前景的正确表述，减少政府过重干预的情况下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有序愈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