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不仅是全世界最为风行的体育运动，而且可能也是最为全球化的职业。巴西、喀麦隆或者日本的医生、计算机科学家、蓝领工人或者银行出纳可以像它们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是不可想象的。

的确，伦敦的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完全由外国球员组成，还包括一名法国教练。甚至连队长的角色也不再由本国球员占据。法国球员亨利是阿森纳的队长；乌克兰人舍普琴科经常是AC米兰的队长；阿根廷人扎内地则是国际米兰的队长。同样，几十个南美以及非洲球员在俄国、土耳其、波兰以及不同的东南欧联赛中效力。

足球因此而揭示出真正的劳务全球化如何运作。像其他职业一样，对足球领域中的劳务流动限制完全来自于需求方。除了共产国家外，球员的流动没有任何限制。但是，由于规则规定俱乐部不得在单场比赛中有两名以上的外籍球员上场，因此需求方受到重重管制。

比利时球员博斯曼成功地挑战了这一规则适用于其他欧盟国家球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裁决侵蚀了这一限制。欧洲最富有的俱乐部要求自由雇佣最好的球员，而无论他们在哪里被发现，这一限制最终在它们的攻击下瓦解。

所以，在全球化和完全商业化统治称霸的领域内，质量和成功都会毫无疑问地聚集。让我们看看那些获得欧洲冠军杯前八名资格的俱乐部数量。我们看一看1967年到1986年之间的五年期间，进入四分之一决赛的队伍数量在28到30之间。但是，在下一个五年期间，这一数量下降到了26个，而在最近的期间（2000年到2004年），只有21个。结论是简单的，那就是越来越少的俱乐部可以跻身欧洲精英行列。

国内联赛也是一样。1992年英超问世以来，只有一届冠军不是在曼联、阿森纳或者切尔西之间产生。在意大利，1991年以来所有的甲级联赛冠军只有两次不是被尤文图斯或者AC米兰获得。在西班牙，1985年以来的所有冠军只有三次不是被皇家马德里或者巴塞罗那队获得。

这一集中于顶端的原因是明显的，那就是最富有的俱乐部能够吸引全世界最佳的球员。但是，由于经济学家所称的“渐增的回报规模”，因此集中也无疑伴随着足球运动本身质量的提高。当最佳球员们同场竞技时，每人以及整个球队的水平也大为增长。当小罗纳尔多、梅西、卡卡和舍普琴科同场竞技时，其所产生的总体综合“产量”（进球数）要多于各个球员在不同的俱乐部与天赋略逊一筹的队友合作情况下所取得的单个进球数。

其他领域内的劳工自由流动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效应。如果允许医生、计算机专家或者工程师（更不用提众所周知的波兰管道工！）自由流动，人才汇集于最富有国家几乎肯定将增加。即使商品和服务的世界总产量如同今天的足球一样得以增加而且平均质量得以改善，国家间的人才分配不平等仍然将会上升。穷国或者小国几乎无法像布加勒斯特星队（罗马尼亚）、红星队（塞尔维亚）或者诺丁汉森林队（现在英国丙级球队中苦苦挣扎）那样辉煌一时，梦想赢得欧洲冠军。

但是，尽管我们在足球俱乐部中发现不平等以及排斥，国家队之间的竞争却是相反。世界杯国家队中前八强之间的平均获胜差距稳步下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两个球以上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的1.5个，直到2002年世界杯赛的0.88个。

世界杯决赛阶段中所有比赛也都是一样，而不仅仅是八强。由于世界杯从16支队伍增加到32支，它们中的许多都是新近入围、没有经验，因此赢球差距缩小也就更为令人印象深刻了。令人瞩目的是，它们并没有被传统足坛强国打得落花流水。相反，上四届世界杯赛的八强精英包括了以前从未晋级四分之一决赛的“新来者”，例如2002年的土耳其和韩国。

对此也有两个原因。首先，自由流动意味着来自弱小联赛的优秀球员的进步要比留在本国快很多。一名优秀的丹麦或者比利时球员如果加入曼联或者巴塞罗那，那么他的进步就会快很多。

第二，由于国际足联规定，球员只能为本国国家队效力，因此国家队就“获得”了质量提高。埃托奥可以为任何西班牙、意大利或者英国俱乐部踢球，但是在国家队比赛中他只能为喀麦隆效力。换句话说，国际足联引入了一种让足球小国获得当今更高水平比赛部分利益的机制性规则，因此也就部分逆转了“足球人才流失”。

同样的规则也可以适用到其他活动中。具有技能的劳工自由流动会带来有约束力的国际性要求，也就是来自穷国的移民要在五年中为其本国工作一年。这样他们就会给本国带来像埃托奥、埃森或者梅西带回给喀麦隆、加纳或者阿根廷的足球技巧一样宝贵的技能、技术以及人脉联络。安置工作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原则是确定的，那就是，世界可以从其最为流行的体育中领悟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