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见证过上周黎巴嫩政府的倒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伊拉克的建设。 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共同之处。 它们都是极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任何政治问题都有可能触发暴力，而不只是激烈的讨论。

至少相比其阿拉伯邻国而言，这两个国家的言论都相对自由，而希望利用这种自由的政党也不在少数。 这两个国家受国外势力操纵的危险也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伊拉克和黎巴嫩同样是阿拉伯世界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的代表。 尽管黎巴嫩近几十年来没有进行过可靠的人口普查，其人口构成大致为逊尼派穆斯林占30%，什叶派穆斯林占30%，基督教徒占30%，剩下的则是德鲁兹和其他族裔。 而伊拉克则是什叶派占60%，逊尼派占20%，以逊尼派为主的库尔德人占20%。 在上述两个国家，各个团体代表都要求掌握实质性的政治权利。

但就在黎巴嫩指望沙特和叙利亚的斡旋重建执政联盟的同时，伊拉克却成立了自己脆弱的联合政府。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相同和不同能为伊拉克领导人指点通往稳定民主的未来之路。

尽管本周在贝鲁特发生骚乱，黎巴嫩仍具备伊拉克应当仿效的优势。 黎巴嫩民众享有的个人自由赋予这个国家一种特殊的适应性，而中东地区所有的年轻人都羡慕这个国家拥有的文化活力。 尽管伊拉克保守宗教势力仍能施加很大的影响，但其目前的领导人会对将国家变成压迫、孤立政体的任何企图加以抵制。 如果伊拉克想要留住年轻一代中的精英，那么确保文化开放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本周发生的事件再次提醒黎巴嫩领导人，实现国内执政必须依靠主要群体间某种程度的默契。 这种原则对伊拉克而言甚至更为重要，那里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抑制不住因萨达姆·侯赛因治下所受的多年压迫而报复逊尼派穆斯林的冲动。

在黎巴嫩，不同教派间权力的分配在宪法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总统必须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逊尼派担任总理，什叶派担任议会议长。 上述体系以法律形式固定了黎巴嫩的宗派利益，虽然仍是争议的焦点，但因为确保任何团体无法在执政时损害其他团体的利益，上述体系也确保了一个建筑在强大宗教和种族断层之上的国家的基本的稳定。 没有反对党的支持，黎巴嫩政府除行使最基本的日常国家职能外几乎毫无建树，但国家也不大可能再次陷入内战。

伊拉克的教派分权将不会如此正式，许多当选领导人的妥协也将会来之不易。 政府囊括了所有主要势力。 库尔德人贾拉勒·塔拉巴尼保持着对伊拉克礼仪性总统职位的控制。 逊尼人奥萨马·阿努加菲已经当选为伊拉克议会议长。 但如果什叶派领导人正式交出萨达姆治下几十年一直被剥夺的权力，将会失去自己选民的支持。 保持政府稳定仍然要靠微妙的平衡关系。

总理努里·马利基必须要与煽动叛乱的教士萨德尔及其追随者搞好关系，如果后者感觉受到冷落，就会挑起伊拉克南部的动荡局势。 此外，库尔德人希望保留否决权，以便否决可能威胁北部省份库尔德自治的任何动议。

此外还有逊尼派阿拉伯人。 多数逊尼派阿拉伯人支持的多教派政治联盟“伊拉克名单”是否支持马利基政府仍然无法确定。 “伊拉克名单”在2010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的席位最多，但其领导人，前总理伊亚德·阿拉维将不会再任旧职。 相反，他将领导全国战略政策委员会，这个机构负责管理国内安全，但其权限界定尚不够清晰。

此外也不清楚马利基是否将结束清除复兴党行动——这项行动造成了目前主要的紧张局势。 很多什叶派坚持最后的萨达姆精英残余必须清除，但很多逊尼人认为阻止他们获取好职位和政治影响力才是行动的真正目的。

如果逊尼派开始相信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会将他们当作二等公民，马利基政府的成功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就会再度采用其他方式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从而引发又一轮的宗派暴力。 更糟的是，派系冲突会阻碍后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统一身份的进一步建立。 不然的话，伊拉克不同利益团体会像黎巴嫩的对立派系一样，转而依靠外来势力协调谈判解决自身问题。

伊拉克在这方面避免步黎巴嫩后尘的理由非常充分。 即使在最好的时候，黎巴嫩也只能依靠政治功能失调的政府和大型什叶派武装组织阴影下的军队得过且过。 恐怕除伊朗以外，没有哪个邻国愿意这种模式被移植到伊拉克。 黎巴嫩的民主就像一辆脱轨的列车，这个国家近年来也曾多次卷入武装冲突。

但如果伊拉克领导人能实现足够的近期稳定，将黎巴嫩的开放和创业活力与开发本国丰富石油资源所带来的收入相结合（这一优势让黎巴嫩领导人只剩下嫉妒），伊拉克或许有一天会给邻国人民带来他们不曾有过的恩赐： 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