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

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实现全球合作将日益困难。美国和欧洲如今负债累累，经济增长乏力——因此国内的问题已经自顾不暇——它们不再能制定国际规则并期望其他国家遵守规则。

中国和印度等崛起中的大国非常重视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这强化了这种趋势。这使它们不愿遵守国际规则（或者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些规则），因此不太可能像美国在二战之后所做的那样对多边机构进行投资。

因而全球领导和合作仍然有限，要求在世界经济治理方面做出谨慎的反应——具体而言，即一系列更少的规则，认可各国情况的不同并要求自主制定政策。但是20国集团、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多边论坛上进行的讨论似乎表明，正确的补救方法是大同小异的——在国家政策方面制定更多的规则、更加一致以及更加有纪律。

回到基本问题上来，“自主权”原则为思考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它告诉我们，哪些政策应该由全球协调或统一制定，哪些政策应该基本上由各国国内决定。有些领域，我们需要广泛的全球治理，有些领域只需少量国际规则就够了，该原则将这些领域区分开来了。

经济政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个极端是国内政策，这些政策不会（或者很少）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教育政策不需要国际一致通过，可以放心地交给国内的决策者。

另一个极端是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政策：每个国家的结果不是取决于国内政策，而是取决于所有其他国家政策的总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样的政策领域内，有充分理由建立富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这是因为每个国家要是根据自己的规则行事，都会有意忽视自己对维护全球共同利益应尽的那份责任。全球无法达成协议将导致所有国家集体遭殃。

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其他两种政策类型，它们会带来影响，但是需要区别对待。首先是“以邻为壑”的政策，即一个国家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获取经济利益。比如，其领导人限制某种自然资源的供应以推高该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或者以大量贸易顺差的方式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尤其是在失业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由于以邻为壑的政策是通过迫使别人承受损失来获取利益，因此这样的政策也是需要受到国际监管的。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或像德国贸易顺差这样的宏观经济大失衡接受比现在更多的国际约束，这是最强有力的理由。

以邻为壑的政策必须与可称之为“以己为壑”的政策区别开来，“以己为壑”的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主要由本国承当，尽管它们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比如农业补贴、转基因食品的禁令或宽松的财政监管。尽管这些政策可能会使其他国家遭受损失，但是推行这些政策并不是为了从中获取优势，而是因为其他国内政策问题——比如分配、管理或公共健康问题——比经济效率的目标更加重要。

以己为壑的政策要遵守全球纪律的理由要弱一些。毕竟，“国际社会”不应该告诉各国，它们应该如何权衡竞争的目标。迫使其他国家承受损失本身并不是需要全球监管的理由。（实际上，当某个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对竞争者造成伤害时，经济学家几乎不会抱怨。）尤其是民主国家应该是允许自己犯“错误”的。

当然，无法保证国内政策准确地反映社会需求，即便是民主国家也经常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严重束缚。因此制定全球规则的理由对于以己为壑的政策要采取不同的形式，需要旨在提高国内决策质量的程序性要求。比如，与透明度、广泛的代表、问责制以及确凿证据的使用有关的全球标准不要影响最终结果。

在全球层面上，不同的政策类型需要不同的回应。如今，太多的全球政治资本浪费在了统一以己为壑的政策上（尤其在贸易和金融监管领域），而花在以邻为壑政策上的资本却不够（比如宏观经济失衡）。在全球领导和合作仍然有限的时期，在全球治理方面过于雄心勃勃和南辕北辙的努力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