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对主权债务安全的担忧、对欧元营救方案的疑虑，已把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推到了前台。直到今年春天，大多数的观察家都还认为，美元在国际储备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下滑，欧元的比重将上升，而全世界将平缓地过渡到一种多元储备的格局。

到目前为止，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对外汇市场发生显著影响，这在历史上相当罕见。各大储备货币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2009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2%，欧元占27%。凡有较大的变动，并不是由于各国央行出台了什么重新配置外汇储备的措施，而是源于汇率波动带来的算术上的变化：美元走强提升其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走弱则减低该份额。

事实上，有一种“恐怖平衡”让主要的外储国家不敢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配置。谁若想通过出售某种资产来进行多元化，由此产生的市场影响将为其自身招致巨大亏损。

向多元储备格局过渡将是一个平缓的过程，这一观点遭到了欧元危机的挑战。亚洲和中东一些国家的央行持有大量欧元储备，它们战战兢兢地关注着欧元的政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美国还背着巨额赤字，外加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确定性，意味着美元也可能很脆弱。

当前这种局势在历史上有先例。20世纪60年代，英镑还是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费尽心机来支持英镑，因为他们知道削弱英镑的因素同样也威胁着美元。他们把英镑看作美元的外围防线。当时的批评者讥讽这种局面，说是跛脚鸭子搀着跛脚鸭子。

近日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极为频繁地展开电话外交，敦促欧洲领导人行动起来，拯救欧元，这表明当年“跛鸭相搀”的内在动力依然有效。欧元危机所极其清楚地显示的，不仅是欧洲领导人协调一致应对危机的困难，而且还有第二大储备货币对于第一大储备货币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一旦欧元崩溃，美国经济将变得极为脆弱，如今的跛鸭们得赶紧抱成团。

既然拿20世纪60年代来类比，自然就引出一个问题：会不会崛起一个新的主要国际货币？如果会，又会在什么时候？当年英镑丧失国际货币地位，只不过用了短短几年时间。日元和德国马克崛起为潜在的储备货币，尽管日本和德国的政府和央行对其本币的新角色颇感惶恐，因为这一角色可能意味着很强的波动性。

许多事后诸葛亮都说，当年的这一轮更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们当年却普遍觉得不大可能。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崛起上距二战浩劫只不过20年，而两国在二战期间都经历了严重通货膨胀。在战后占领时期，美国军事当局不得不重建两国的货币和央行体系。

更不一般的是，这两种货币获得储备货币地位之时，上距它们变成经常项下可兑换才没多久，而资本流动仍然受到限制。德国于1958年放开了经常项下可兑换，日本则要到1964年才放开。此外，以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衡量，日本算不上特别富裕的国家，它和德国也都还没有具有深度、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

只有一个事实是真正作数的：强劲的出口表现。两国都保有巨大的贸易盈余，历经多年，并且在都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未改变。这使得它们显得胜过美国和英国，可以充当货币稳定性的来源。由对外盈余累积起来的资产，加上持续的强劲出口表现，似乎是两国货币的担保。不像美元和英镑，日元和德国马克靠的不是吸引外资流入。

当然，变成潜在储备货币的确会加剧波动性。在国内金融体系自由化方面，日本和德国当年的脚步都很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们试图限制资本流入，以避免本币过快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

中国在1996年放开了经常项下可兑换，但仍然对资本流动实施相当多的管制，以预防金融传染的影响。这些措施是否还有必要存在？

根据20世纪60年代的教训，我们可以推断，一旦人民币变成完全可兑换的，它将迅速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中国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数额巨大的海外资产，更重要的是因为，全世界消费者会持续购买中国的产品。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以及主要工业化国家近期的金融动荡似乎证明，中国没有必要急于改弦易辙。

当时，中国是一个大国，人民币不会像其他一些较小的强势货币（如挪威克朗、瑞士法郎等等）那样脆弱。而且，作为储备货币提供者，中国自身将无需继续保有外汇储备，这将为全球金融稳定性作出重要贡献。把人民币列为一种储备选项，可以把今天的跛鸭从它们被迫的联姻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