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认为，国家不仅要像公司那样经营，而且应该尽可能地不干预经济；他们坚持认为，市场可以自己调节自己。但是，在50多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就用生动的语句证实了这种将市场理想化的观点的错误：市场绝对的自由会导致洛克菲勒的狗喝掉贫穷儿童健康成长所需的牛奶，这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货物会被那些出价最高的人取得”。

这种分配困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问题，该制度是一种受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的永远无法停止的竞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没有社会良知存在的空间。

国家必须弥补这种缺陷，虽然在有些社会中，比起在其他社会中，更是如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制度是非常卓越的，但是只有社会补偿机制可以保证这些财富以公正的方式得到分配。远远超越了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欧洲社会市场经济认为，减轻市场造成的不平等是国家的责任。

事实上，市场经济只有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美国的金融危机说明了，当给予市场完全的行动自由时，会发生什么。市场参与者不是调节自己，而是毁掉自己，不管他们是怎样被人们惊奇地奉为偶像。

确实，投资银行家将股票市场变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杂技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像走钢丝的艺术家那样，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耍弄借来的钱。他们扬言要坠落下来——直到国家干预为止。在费里尼的电影《La Strada》（中文名《大路》）中，杂技团的艺术家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在“华尔街杂技团”中，投资银行家们过着神仙 般的生活，赚着大钱。

这种生活在一段时间内结束了。华尔街已经崩溃了。当前华尔街崩溃的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就像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对共产主义的影响那样。

 令人惊奇的是， 这场危机的全球影响有积极的一面。现在国际社会充满了对怎样改造金融部门，以及在将来将类似灾难的风险降到最低的思考。直到现在，问题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各国不愿意合作。以前要求更严格的监管因为金融部门的反对而没有任何结果。如果现在不改变这种局面，更待何时呢？

十月中旬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理事会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应该开始采取行动了。欧盟在最高层面上接受金融危机的挑战，得出适当的结论，接下来采取合理的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失败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

首先，市场需要明确的规则。更严格的监管意味着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全球适用的规则和标准。在经济政策的重要领域都遵守允许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则的时候，金融部门拥有特殊的地位再也无法令人接受了。

金融部门遭受最严重名誉损失的领域是那些监管最少的领域：衍生品市场，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以及评级机构。自愿的良好行为准则已经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我们急需全球适用的像WTO规则那样的最低监管标准。

我们需要一个民主并具有正当性的世界金融组织，该组织拥有监督全球主要金融机构的必要的监管工具。这个世界金融组织也应该拥有创设更大透明度的条件以及为了风险管理而实施更好的预警机制和工具的权力。

新创设的监管规则没有必要对每个人都适用。但是，只有那些遵守这些规则的金融机构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期望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这将既可以保证财政稳定，又可以保证财政创新——和当前没有人遵守规则，当危机爆发的时候，纳税人不得不进行救助的情形形成对比。

其次，应该加强国家福利机构。危机已经使这一点很清楚了：人们基本需求物品的供应不能依靠投机和股票市场的走势。因此，扩大对养老金、护理以及健康保险的公共投资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欧洲经济刺激计划——一个“大甩卖”——我们现在就需要它。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对欧洲实体经济的冲击显而易见。有些欧盟大国已经处于衰退的边缘。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危机中，日本等待了很长的时间没有采取措施，从而错过了制定对策的恰当时机，这就是日本仍然没有从其长期的经济停滞中恢复过来的原因。

在基础设施（例如大规模扩张欧洲的铁路网络）以及气候保护和环境技术上的公共投资，是必要的。为了增强购买力和刺激消费，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减税措施也是很关键的。

当然，欧盟成员国应该自行决定这样的经济稳定计划采取的具体形式。但是，这并不应该阻止欧洲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为了取得成果，任何刺激计划都需要欧洲国家采取一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