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七百万人口中四分之一的三十年后，审判仍然在世的承担最大责任的领导人的法院即将开启大门。

根据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的一项协议，13名外国法官和检察官同17名柬埔寨同仁一道供职于这个法院。这一折衷的法学家团体将会在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进行国际司法中的一项非同寻常的实验。在未来的三年里，这一被恰当命名的特别法院将寻求为二十世纪最为严重的种族灭绝之一确定法律责任。其中两名可能受到审判的是波尔布特最亲密和权势最大的同党，即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和前负责外交的副总理应沙里。

准备这一法院的时间旷日持久，断断续续拖延了九年多。因此，这一法院的存在本身就值得庆贺。但是，对审判的考验是，它们能否以及人们是否会认为审判以事实为依据，不偏不倚并符合国际标准。

由于历史和法律的原因，柬埔寨政府和国际社会都对确保这一法院的成功分担责任。为此，它们必须解决几个主要的挑战。

首先，与东帝汶、科索沃以及塞拉利昂的国际国内法官混合法庭不同，这一法庭的国际法官只占少数。（“超级多数”投票机制将会确保至少一名国际法官投票才能作出判决）。国际国内法官混合法庭中国内法官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这一安排对一个司法决策的质量和独立性长期受到怀疑的国家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其次，犯罪发生以来的时间长度大大超过了任何类似的审判。某些案件超过了30年。其他战争犯罪法院在冲突之后立即开始运作。柬埔寨的长久拖延使得保存证据、包括人的记忆的任务更为复杂化，而证据对于证明有罪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结构性阻碍无法得以消除。但是，强化培训柬埔寨法律和国际法以及复杂的调查技术可以部分地克服这些阻碍。而这必须通过在整个进程中严格的独立监督予以加强。

第三，这一法院坐落于远离金边市区的一座军营中。如果普通人想要观察这一历史性事件，就要用公交车辆来运送他们。审判应当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转播。民间团体和法院应当针对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制定创造性的对外联系战略来确保所有的柬埔寨人都有机会理解这些审判。至少，法院工作人员应当在全国的社区中与当地团体合作召开有关审判及其所带来的问题的会议。

第四，最近几个月来，反对派领导人和人权活动分子们由于批评政府的言论而受到刑事起诉。法律草案寻求把政治诋毁变成永久性的罪名，并且包含新的条款，把批评法院的裁决定为一项罪名。

柬埔寨的政治领导人和捐助国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强调有关该法庭以及柬埔寨内部冲突的更大遗产的范围广泛的辩论的价值。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幸存者们回忆起批评那个政权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柬埔寨人并不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有关特别法庭的观点，那就尤其是悲剧性的。公众有意义地参与法院的工作要求一种培育而不是惩罚自由表达观点的基本环境。

第五，由于法律职业几乎被红色高棉消灭，因此柬埔寨缺乏训练有素的律师。但是，与其他国际和混合战争犯罪法院的做法相反的是，当地法律仅仅允许柬埔寨的律师来代表被告。为了公平和适当程序起见，特别法庭的这一规则必须改变，这样，国际律师就可以同样为辩护作出贡献。

最后，尽管捐助国政府已经慷慨地为法庭贡献了大部分资金，但是它们不能就因此而万事大吉。它们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通过协调行动、行使强有力的监督以及确定、并在必要的时候解决产生的问题来为法院提供帮助。

此外，它们还可能应当提供额外的资源。三年内5600万美元的法院基本预算并不包括某些基本项目，如为受到保护的证人提供安全的住所、抄写法院证词或者一座图书馆。美国尚未给特别法庭提供资金。如果它可以提供资金，将十分有益。

这一特别法庭是柬埔寨与过去的极端暴力时期和解努力的里程碑。这一法院如何运作对于数百万深受红色高棉罪行之苦的柬埔寨人而言十分重要。与此同时，这一法院也是全球范围内经久不衰的运动的最新证明，这一结束大规模残暴行径逍遥法外的运动可以上溯到纽伦堡二战法庭。其伸张正义的能力关乎我们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