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早在1981年，美国的共和党政府就放弃了与政府预算平衡有关的一切信念。随时随地、抓住一切机会减税的理念开始变得根深蒂固，因为人们认为降低税收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

欧文·克里斯托曾在 《公共利益》 杂志担任过编辑，同时也是减税理念的学术缔造者。他后来曾经写道自己对减税理念的对错并不感兴趣，他只在意这种做法是否能收到效果。若干年后，克里斯托谈到了自己“对预算赤字和其他货币或财政问题所持的随意态度。我们的任务…是创建全新的…保守派…共和党多数势力——而这些保守的多数派人士只注重政治效率、而不会把政府的帐目赤字当成是首要的目标…”

现在有一点已经显而易见，那就是曾经把乔治·W·布什的减税政策斥之为轻率之举并拒绝为其投票的约翰·麦凯恩——目前已然屈服于主张减税的多数派势力。看上去他已经提出了进一步减税的议案，而这一举措会使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收入减少3，000亿美元，麦凯恩同时提出每年削减指定用途开支30亿美元来冲抵收入的减少，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保持预算的平衡。

这样做的后果我们都非常清楚：麦凯恩极有可能沿用标准的共和党财政政策——而从1981年以后，标准的共和党财政政策已经导致联邦负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以每年接近2%的速度递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战后一届典型的民主党政府可以让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以每年超过1%的速度递减。财政赤字问题是今年总统选举中关系到得失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忽视政府债务的政策能导致货币崩溃，经济衰退（原因是破坏了劳动力的行业界线），以及高通胀——甚至有可能是恶性通胀。通常，作恶者都会把引发经济灾难的责任归咎于“苏黎世银行家”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外势力的恶意操纵。目前美国离债务问题导致的经济衰退还相去甚远。但即便是在短期之内——比如接下来的两届总统任期内——美国为高赤字和快速债务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惊人。

首先，越来越高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挤占了投资，因为原本应该流向生产性投资的资源实际上却支持了私人或者公共消费。1981年以来，美国一直非常幸运，因为来自国外的资本流入为政府债务的增长提供了资金。但总有一天，这种资本流入将会停止，而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资本快速逃离美国。

假设在今后8年内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既不引发额外的资本流入，也不造成额外的资本流出，而且假设投资额度的降低致使美国的经济比现在更加疲弱，导致届时的社会投资总收益水平大约只有每年15%。那么，截止到2016年，美国生产能力的下降将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降低3.6个百分点——换算成实际价值约为5，000亿美元，这样的降幅平均下来大致相当于3，000美元每个劳动力。如果美国的经济发展比目前更加疲弱，那么多数企业会认为吸收家庭中的预备劳动力加入实际劳动力队伍并不划算，于是有可能导致500，000份工作就此消失。

在从目前状况逐渐蜕变到更糟状况的今后8年时间里，一个高负债的美国将可能看到生产率增长速度每年以三分之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放缓。届时为了使工人的真实工资增幅与生产率增长所允许的增幅相互适应，平均失业率肯定会有所提升。按照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生产率增长和平均失业率之间存在的大致关联性，美国经济的自然失业率将会上升五分之一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又有500，000份工作将会就此消失。

如果美国继续维持高负债状态，那么储蓄者和贷款者就更有理由担心政府会借助通货膨胀的名义来赖掉部分尚未清偿的帐款。届时美联储将不得不对抗通货膨胀——对抗通胀往往伴随着失业压力的上升——并借此向储蓄者和贷款者表明自己维护价格稳定的决心。这种后果可以达到什么样的规模目前尚没有有关总体关联性的哪怕是最为粗略的统计，但经济学家们相信这种效果是切实存在的。它所造成的就业损失能够被忽略不计吗？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是25万还是100万？

如果把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你就可以肯定如果是麦凯恩而不是巴拉克·奥巴马或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当选总统，那么2016年的美国经济将会疲弱很多。指望向美国出口的其他国家也将受到美国国内增长速度放缓和就业率降低的双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