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宗教词汇中一些最关键的概念成为国际时事的常用词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从伊斯兰神学中抽出的问题在世界公众中被广泛讨论，吸引了专家和大众，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神学的争论早已不局限在伊斯兰宗教学府之中。

例如，“jihad”一词，通常被译作“圣战”，现在已经可说是无处不在了。虽然在它最早出现在穆斯林历史上时，意指一种传播神谕的方式。当今的穆斯林学者们将两种“jihad”区分开来—一种是抗拒诱惑的内心斗争，而另一种则是针对威胁穆斯林社会的生存或根本权利的入侵者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原教旨主义者对该词的使用普遍不被认同。

无数的穆斯林学者都从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教法律中引经据典，高声质问恐怖分子对其自杀式炸弹和对平民的攻击的辩护。这种质问本身就是反对恐怖分子的集体良知的可贵表现。

但公众和媒体要求的还要更多。穆斯林知识分子们被鼓励以宗教理论来驳斥原教旨主义的暴力，从而使恐怖分子失去最可怕和有力的理论支持。人们认为如果穆斯林的学者能够推翻他们的论点，那么恐怖分子们维持其暴力地下活动的能力就会减弱。

果真如此吗？对宗教冲突的历史进行一个快速的调查就会发现神学争论从来就不是神学争端的解决之道。进一步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以宗教语汇表达的争议其实与宗教根本没有关系。对宗教经典相互矛盾的诠释可以是无休止的，而这些争端极少能通过理性辩论来解决。

在早期，这样的争议要由政治权威来评判。当权者使用武力，以压制其他观点为代价来树立某种观点。穆斯林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萨达姆·侯赛因最近一次入侵科威特时，他御用了一些提出神学观点为他代言的学者。与他对抗的联军也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相应的神学论点，从而得出正好相反的结论。

当今，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原教旨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们对驳斥他们观点的，哪怕是最详尽的神学论述也完全充耳不闻。即便是这些驳斥来自于德高望重的宗教权威，情况也是如此。原教旨主义者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从主流退却，并将自己包裹在一层外壳当中，使任何与己相左的逻辑都无法穿透。

人类当今面临的最本质的一些问题—那些引发最深层次冲突的问题—都与神学无关。与之相关的是领土争端、政治权力、权力定义和财富分配。探讨这些问题的方式人尽皆知，在所有的宗教和语言中也有所表达。最令人痛恨的邪恶—在任何社会之中—都是不公正、专制、腐败和贫困。我们都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要为其所困。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跟随原教旨主义者到他们疯狂的根源呢？允许他们将这些问题宗教化，就使那些他们一直企图强加于人的观点合法化了。这在他们各自的社会中更是如此。

国际社会反复敦促穆斯林宗教组织发布声明，剥夺原教旨主义者使用“圣战”一类宗教词汇的权利。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不会有结果。事实上，关于使用宗教词汇的辩论反倒为原教旨主义者们在现代世界的条件下使用这些理念提供了可信度。这样的辩论承认即便是在不适用于原教旨主义者的情况下，这些宗教理念通常还是有效的。

最终，整场讨论的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原教旨主义者总是将对他们观点的批评作为宗教权威被敌对势力腐化的证据而置之不理。如此一来，恐怖分子们就能将自己观点的“纯粹”和“真实”作为反驳被认为是强加于宗教组织的妥协的论点。

仅用穆斯林自己的宗教语汇和他们沟通还会将他们从更广泛的道德伦理框架中排除出去。这些框架捍卫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保护无辜平民。这些价值观是所有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立身之本。

为了确认一点，了解那些向社会宣战的人的观点就尤为重要。他们身处的社会总是首当其冲。但接受恐怖分子对这些事件的诠释就会掩饰这场冲突的真相。我们会冒在恐怖分子制造的假象影响下，卷入这场冲突的风险，而不会为政治和宗教自由而战。更糟糕的是，我们会将这场冲突带到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中，而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同宗教以及文化传统已经不可分离地混合了。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给某种罪行定名而求助于神学。所有人对谋杀无辜者的行为都深恶痛绝。这样的行为不论是以宗教还是非宗教的标准来看，都应受到谴责。宗教词汇甚至还不足以表达我们对恐怖主义行径的厌恶。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受害者的情感也不能成为对无辜者施暴的借口。任何的神学都不能接受对我们共有的人性本质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