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以色列是现代社会最成功的故事之一，这是一个由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群体重新组成的国家。这些人依靠他们的才干成就了繁荣的经济，创造了世界上最富创造力的农业并且恢复了一门几乎濒临灭绝的语言。尽管有着极大的困难，他们还维持了一套尽管不太完美并且有些功能障碍，然而却令人惊讶地充满活力的民主机制。

然而现在，在它建国60年之际，以色列正站在十字路口。事实上，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曾经警告说，如果这个国家继续陷入侵占领土的泥沼并且巴勒斯坦国无法建立的话，那么“这个犹太国家将走向灭亡”。

以色列所面临的国内挑战同样也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它的开国元勋们所设想的相对同种族的社会如今已经分裂成了相互关系比较紧张的多种族社会，其中包括了世俗犹太人、被疏远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依靠国家救济生活的数量庞大的超正统群体、犹太复国主义中主张弥赛亚思想的宗教民族主义者、来自前苏联国家的移民、被边缘化的埃塞俄比亚人以及依然在努力进入中产阶层的东方犹太人。

此外，以色列没有能够调整一个非常危险的不平衡因素，即不管它的经济多么具有创造力，军费开支的沉重负担正在削弱它对教育和科研的投资。

用比喻的话来说，以色列的民族心理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摇摆者。“特拉维夫”派信奉世俗主义、享乐主义和经济的增长，并且把以色列国看成是一个合法的实体，而不是“耶路撒冷”派心目中危险的、为宗教信仰所驱动的“以色列的土地”。它已经摒弃了以色列早期的开拓精神，代之以对现代化、自由主义和“正常化”的向往。它渴望成为“地球村”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被孤立的、本位主义的犹太前哨。

相比而言，“耶路撒冷”派认为“特拉维夫”派对“正常化”的追求是肤浅的，是对犹太人的记忆和犹太人的历史教训近乎犯罪地漠视。“耶路撒冷”派的以色列人渴望犹太人能够在此生根，对“阿拉伯人”抱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并且从来不信任“非犹太教徒”和他们的“国际群体”。

以色列诞生于战火中，并且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伴随着刀光剑影。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在迈向它的迦南之地时像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的建国路程中那样杰出地展示了外交手腕和军事才能。但是以色列在1967年对三支阿拉伯军队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胜利给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耀，还有道义和政治上的腐朽。41年后的今天，以色列依然无法从对巴勒斯坦领土邪恶的占领和建立定居点的错误中摆脱出来。

这正是以色列的生存所面临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有一种强权的感觉，但同时却总是挥之不去对被消灭的可怕的恐惧，反映在它对触及它的自身安全的任何倡议都做出敌对的反应。当然，犹太人的历史经验也使他们不太容易达成和解。犹太人从大屠杀到建国这个令人痛苦的转变中所产生的危机意识还没有完全从他们的头脑中抹去。以色列似乎总是倾向于对宗教挑战做出宿命论的解释，今天它需要完成的令人痛苦的事情就是要克服它的领导人总是基于最坏的状况而做出决策的传统倾向，而做出战略上的根本转变。

阿以冲突一个令人伤心的不断发生的状况就是受到羞辱的阿拉伯一方并没有因为任何一次战争的失败而达成和平协议，正如以色列所取得的任何压倒性胜利并没有使它的领导表现出胜利者的大度。和平的努力几乎总是由阿拉伯人而不是以色列人首先做出的。就像1973年战争后，是萨达特总统首先提出了和解的愿望，以便促使苏联能从中调解使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同样地，1987年的巴勒斯坦起义迫使以色列放弃了它迟钝的政治倾向而努力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最终达成了奥斯陆协议。

犹太复国主义兼具民主和乌托邦的思想使犹太人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对耶路撒冷的继承权，并且使他们拥有通向未来的钥匙。同样的工具也必须被运用到结束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与耶路撒冷的冲突中去。仅仅依靠躲在自己建造的隔离墙后面，犹太人是无法做到不被消灭的，他们只有解决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即让犹太国家在那些认为自己是它的牺牲品的人眼中是合法的，才能最终避免被消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