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巴黎——以色列给人的印象总带有某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是“亚洲式”生机勃勃的经济和公民社会，另一方面却是对政治改革发自本能的抵制，无论在国内外都是如此。该国最近还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人民支持任何旨在推翻犹太人定居点政策或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西方抗议行动。虽然以色列的富裕，活力和自信都如日中天，但其国际地位却也从未如此孤家寡人。

以色列本可以将“阿拉伯春天”视为一个契机，而非某种深不可测的风险。试想如果阿拉伯人民能把自身从那种受侮辱受压迫者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转变成一种充满希望的开放思维，那么就完全有可能接受以色列的存在。但以色列领导人却对这场阿拉伯革命做出了完全负面的回应。在这些领导人眼中，一个本已复杂的区域态势如今变得更加危机四伏，只能更加谨小慎微。

对以色列来说，“阿拉伯民众”显然比像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这样的独裁者更加难以捉摸。虽然其中一些阿拉伯示威民众可能是受到了民主思想的感召，但坦白说，以色列人似乎都认为极端伊斯兰势力将最终得势，而且会比前任更加仇视以色列和西方。

当然，相对于叙利亚当局对本国民众大开杀戒，某些以色列人会认为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根本不值一提，也无法像去年那样吸引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但这种对比不应扰乱了以色列的整体外交战略——况且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负面的。

而中东政治格局变动所引发的其中一个讽刺性后果就是以色列如今试图与沙特建立一个战略性联盟。虽然两国政治体制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更加喜欢维持现状，也都坚持对伊朗的成见。

但既然以色列曾经梦想建立一个涵盖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的非阿拉伯战略三角，如今又为何不能设想一个包括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在内的战略三角关系呢？土耳其人对叙利亚当局暴行的强烈反应其实就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借机修复在封锁加沙前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特殊关系。但这意味着要向巴勒斯坦人做出某些微小的让步，而在以色列人眼中这些巴勒斯坦人不过是些内部严重分裂以致无法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人群罢了。

以色列领导人似乎同时想在战术和战略上拖延时间：前者是通过抵制美国总统奥巴马施加的软压力，后者则是准备迎接一个类似中国这些新兴势力日渐得势的新世界。

然而这么一个世界意味着以色列无法再利用对纳粹大屠杀的愧疚感来影响那些主要势力。那是一个一神论宗教之间的敌意逐渐被多元信仰的汪洋大海所稀释的世界，而在那些仅仅以自身国家利益作为评判标准的，多疑且现实的大国眼中，以色列只能依靠其比较竞争优势来赢得青睐。

以色列可能会成为“欧洲”的一部份，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其主要盟友依然会是美国，但以色列领导人必须着手思考究竟如何在一个后西方时代挣扎求存。今年6月由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召集的耶路撒冷“总统会议”正是这一形势转变的高度体现。在公开会议环节，奥巴马总统特使丹尼斯·罗斯在向与会代表传达总统本人的致意时竟然遭遇了冷场。相比之下中国文化部长则在就全球“和谐”这一流行议题发表演讲时受到了热烈回应。

在一些以色列战略学者的思维中，以色列还必须继续坚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使这个国家变成该区域的一个不可更改的存在以及国际体系中一个合法的“既成事实”。到了那个时候，又有谁会抵制一个技术实力享誉世界的国家呢？

在这个背景下，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的理念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飘渺。事实上它也使得当今的现状似乎更能令人接受。当前以色列的贫富分化会令人想起巴西，而谁又曾记得最早那批犹太建国者的社会民主理念？

这个国家的繁荣压倒了一切。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放眼尽是豪华住宅，令人仿佛置身于新加坡，香港和圣保罗，那么为何要用未知的未来去挑战无比确定的现在呢？

此外，以色列不仅变得更繁荣；同时也更向右翼靠拢。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暴动对以色列的左派构成了致命打击。资本主义的胜利，对土地的崇拜以及对现状的满足共同勾兑成一杯令人陶醉的鸡尾酒。但对在全球化中大获其利，并以一种兴奋和担心交织的心态期待一个新后西方世界秩序到来的以色列来说，他们其实正在在火山口边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