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十年前，在以色列建国50周年之际，经由奥斯陆协议的铺垫，和平进程启动了。由以巴当局在1993年达成的该协议确立了两个民族以领土妥协为基础，共享祖国的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人们广泛地认为这一长期冲突正得到解决。

不幸的是，过去的十年见证了这一进程在许多方面的严重挫折。如果对更美好的未来和冲突的解决还有希望，那么个人和民族就都能够承受艰难困苦。但一种突然的倒退可能导致绝望，而这就是我们现今所感受到的。

为什么比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复杂得多的斗争—南非的种族隔离、德国的分裂、抑或是苏联的解体—似乎都已经被化解，通常也不用流血，而中东的冲突在绵延一个多世纪之后，却依然如故？

原因之一是这场冲突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一个民族从一片土地上缺失2000年之后又重新回归，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将这片领土视为自己的祖国。因此也难怪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仍然不能从存在和道义上理解他们所遭受的磨难。

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并不像阿拉伯人所想的那样是殖民主义。犹太人不仅没有祖国，即使在欧洲也是作为一个外来民族寄人篱下，并由此遭受了驱逐和灭绝。犹太人不是来剥削巴勒斯坦的资源或征服其居民从而将经济收益转移到别处。他们也不是像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先民那样为了建立一种新的认同而来，并将原住民归化其中。

复国主义的目的是更新和深化一种旧有的认同。从一开始，它就无意破坏土生阿拉伯人的认同感，或将其融合到传统的犹太认同之中。因为阿拉伯人没有相应的历史模式来学习如何应对这种让他们错愕的现象，所以就试图将犹太复国主义诠释为殖民主义，并认为其他民族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为其抵抗提供了一种范例。

因此，以色列生存权的合法性仍然是个无解的问题。的确，在国与国的冲突中合法性的问题从未具有过如此根本性的意义。

虽然对以色列国籍的承认正日益普遍，甚至在大多数的中东国家也是如此，但它仍然受到两个紧密关联—且危险的—概念阻碍。第一个是在中东和其它地方日益明显的，从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到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合法性的转变。第二个是在巴勒斯坦人、其他阿拉伯人和许多欧洲人之中日渐增长的，以一个双民族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国来代替原本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的倾向。

哈马斯的发言人和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一样，言不称“以色列人”而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全世界的大学，甚至在犹太左翼分子当中都可以听到关于“去复国主义化”的讨论。在以色列，也有为数不多的人自称为“后复国主义者”或“非复国主义者”。

但现今犹太复国主义在实际层面上的唯一表现就是《回归法》，这不是一部种族主义的法案，而是一部道德法律。当世界各国决定创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它们不只是将它指定给彼时居住在那里的60万犹太人。它们的用意是通过为每一个想结束离散状态的犹太人提供得偿所愿的条件，让以色列能够帮助解决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问题。

一个双民族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国的理念包含着一个危险的幻觉，即两个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迥然不同的民族，两个被深刻的经济隔阂分割，并与其各自的外部世界相联—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的民族，能够被纳入单一国家的框架之中。另外，这还是两个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陷入绵延的血腥冲突的民族。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作为两个不同的民族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家。两个国家之间还必须有明确的边界。在以色列，以色列籍的阿拉伯裔巴勒斯坦少数民族拥有完全的公民资格，尽管在实现完全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巴勒斯坦国家也可能会有一小部分犹太少数民族。他们主要由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组成，他们对教义中的祖国是如此眷恋以至于情愿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控制之下—前提是巴勒斯坦人会给予他们公民资格。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一位出生在柏林的伟大犹太学者Gershom Scholem曾说犹太人正在踏上一次艰难的旅程，一次重返历史的旅程。换言之，将自己在离散中的认同建立在传说中的回忆和时间之上的犹太人，现在正重返一个真实的家园：一片拥有边界的领土和一种对自身历史的详尽而编年式的理解。

六十年之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提醒着我们犹太人重返历史的征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