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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欧洲梦想

马德里---与2004年马德里火车炸弹事件和2005年伦敦地铁自杀袭击如出一辙,三月份杀人狂穆罕默德·默拉在图卢兹的罪行令人毛骨悚然,同时将欧洲如何面对日益增长的穆斯林少数族群的这个两难困境,再次曝光在世人面前。没有哪个社会整合范例证明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面对如此凄凉,令人绝望的社会现象,我们真的相信会有一个“阿拉伯欧洲”出现吗?

不管是多文化特性(英国劳工部部长霍弋·金克斯曾在1966年放言:“多元化的文化生长在相互包容的环境中”),或者官方淡化宗教身份识别(正如19世纪历史学家朱莉·米歇尔所言:法国这个国家正在取代神的位置)都不能按计划进行。多元化主义在英国根深蒂固,几乎稳固了穆斯林族群的地位,伊斯兰教借此获得了一个身份标记,从而抵消了排外的力量。同样地,强制的 政教分离  政策(法国严格的共和世俗主义)似乎加剧了法国的穆斯林的宗教身份认同感。

欧洲穆斯林的惨不忍睹的高失业率(在大多数国家,他们的失业率三倍于国家平均失业率)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处境,加速了他们的文化自我隔离。孤立,赤贫,身处一直对己抱有敌意的国度,法国的郊区和英国城市的贫民区变成了宗教激进派的布道场所和政治极端分子的滋生温床,那里穆斯林年轻人很容易被上述组织俘获和吸收。

目前在英国的平行穆斯林社会里,至少存在85座伊斯兰法庭,此外,1689座清真寺也与1700座的国教徒教堂几乎分庭抗礼。穆罕默德成为英国男孩最常见的名字。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早就在201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暗指,以上种种都是多元化政策的苦果。

因此,年轻人和第二代移民最狂热地笃信宗教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父辈,由于当初逃离独裁镇压,倾向于顺从现有政权,这种心理影响依然存在。年轻一代却选择反叛,因为他们接受并内化了自由思想和民主赋予的自由选择理念。总而言之,他们的反叛带有鲜明的英国或法国印记。

事实上,一些欧洲穆斯林曾远赴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另外一些曾东渡也门和索马里拜师学艺,学成归来后,他们成为坚定的激进分子和反抗西方的战士,在他们眼中,西方使伊斯兰蒙羞。在此引用一位年轻的英国穆斯林穆罕默德·斯迪克·翰(他参加了伦敦地铁爆炸案,操一口浓重的约克郡口音)的话语:“(我这样做)是为我死去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报仇。”

但是像默拉或斯迪克·翰此类的冷血杀人狂,不是常人所为,而是一种病态思想作祟,这也不是新一代年轻人的趋势。社会的排斥并不能使年轻的法国和英国穆斯林变成杀人机器,而且对基底组织的迷恋并没有将他们渴望融入社会的愿望彻底泯灭。

我们应该记住,穆斯林过去两代人向欧洲的大量涌入,是人类历史上伊斯兰教和现代化之间的最大碰撞,对伊斯兰教带来了宝贵的益处:不断扩大的穆斯林中产阶级,新兴的知识分子阶级及穆斯林妇女更大的自由度。在欧洲通婚率最高的法国,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的穆斯林接受性别平等,政教分离和其他主要共和制价值。

此外,穆斯林社区中大部分人在社会经济中是向上层移动的。1968年以前出生的人中,约30%已成为中级或高级管理人员。更大胆的说,伊斯兰教没能取代别的身份模式,如阶级和经济地位。

同样在英国,移民已改变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的民族成分。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籍英国人在教育和经济上的成功,也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他们在地方议会的主要政党中已有200多名的代表。在2010年的选举中,英国下议院的穆斯林成员数目增加了一倍,到16位。英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妇女,男爵夫人瓦尔西(也是保守党主席),与其他上议院穆斯林联合,如工党上层的主·艾哈迈德,自由民主党的男爵夫人凯什沃·福克纳。

认为伊斯兰是一个不会轻易改变的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谬论。宗教的适度,非世俗化,仍然不仅是社会融合也是穆斯林影响欧洲的未来的关键。

欧洲犹太人的例子也有。东方犹太人一个受压迫的部落,从东欧破败社区来的特困移民,仅经过两代人就从敬畏上帝的鞋匠,裁缝,和流浪的小贩转变成作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大企业家。

之所以会成为这样,正是他们将西方的价值观融入犹太教进行改革的结果。他们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抓住西方提供的得以使人类进步的机会。德国犹太教改革导致其宗教和文化特殊主义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屈服于更大程度的普遍性。

任何宗教少数派在欧洲计划中探寻一席之地时,都会仔细考虑其在神学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