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两年半前，世界银行高级官员来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那里，请他领导一个高规格的有关经济增长的委员会。即将到来的这个问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华盛顿共识”－有关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声名狼藉的清单－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用什么来取代它呢？

斯宾塞不敢确定他是该工作的恰当人选。毕竟，他的研究集中在发达经济体的理论问题上；他曾经是商学院的院长；并且他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是该工作激起了他的兴趣， 并且他被从预期的委员会成员那里得到的热情和积极反应所鼓励。因此云集知名政策制定者的斯宾塞增长和发展委员会诞生了－该委员会包括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于五月末发表了最后的报告。

斯宾塞报告代表了发展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它涵盖的东西和遗漏的东西一样多。对自由化，放松监管，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优点的自信的断言消失了。不考虑环境差别的千篇一律的政策建议也不见了。相反，斯宾塞报告采纳了承认我们的认识有局限性的方法，强调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并且鼓励政府进行试验。

是的，成功的经济体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它们都参与全球经济，维护整体经济稳定，鼓励储蓄和投资，提供市场导向型的激励措施，以及政府治理良好。关注这些共同点是有益的，因为它们界定了恰当的经济政策的行为规则。提及背景差异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规定都不适用，但是世界上没有通用的规则手册；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方法取得这些成果。

斯宾塞报告反映了在发展学术界的一个更广泛的认识转变，该转变不仅包括了增长策略，也包括了健康，教育和其他的社会政策。正在被新思维逐渐取代的传统政策的框架是假定的，而不是诊断的。

它以对问题性质的强烈偏见开始：政府监管太多（或太少），政府治理太差，在健康和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太少等等。而且，它的建议以众所周知的改革“细目清单”的形式出现，并且强调它们的相互补充的性质－必须同时执行它们－而不是给它们排出先后顺序和优先次序。它被偏倚成为通用的解决方法－“标准”制度安排，“最好的”实践，经验法则等等。

与此相对，新的政策理念以不太确定什么有效开始。它假定在贫穷国家有大量的“萧条”，因此简单的改变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结果，它具有明确的诊断性质并关注最主要的经济瓶颈和抑制因素。它强调政策试验和目标范围相对狭窄的尝试以发现适合当地的解决方法而不是详尽的改革，并且它提倡检测和评估，以了解哪一个试验有效。

新方法对通用的解决方法持怀疑态度。与此相反，它在当地经济或政治复杂因素的包围中寻求提供捷径的政策革新。该方法深受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试验渐进主义影响－它是全世界看到的最引人入胜的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事件。

斯宾塞报告是一个共识文件，因此是低代价尝试容易关注的对象。它本身没有“高见”，并且有时候它太努力取悦每个人并试图覆盖所有可能的方面。但是，正如斯宾塞就经济改革本身表达的观点那样，你需要采取较小的措施以取得在长远过程中的巨大变化。在一系列和传统方法在有些地方如此不同的观点包围中，斯宾塞已经取得达成共识的程度，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

该报告设法既避免了市场正统主义又避免了制度正统主义，使斯宾塞感到高兴。它正确的强调了每个国家都应该设计自己的复合解决方案，而不是提供诸如“让市场起作用”或“把国家治理弄好”这样简单的答案。外国经济学家和援助机构能够提供一些建议，但是只有这个国家自己能够提供解决方法。

如果有一个新华盛顿共识，那就是规则手册应该在具体的国家写成，而不是在华盛顿。这才是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