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在2001年制定法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主管的薪金报酬以来，各个报纸就大肆谴责那些贪得无厌的老板们。报纸不仅报道了他们的固定工资，而且还有奖金、董事会成员费用、期权收益、养老金以及公司提供的喷气飞机或者专职司机的汽车等其他特权。但是，直到现在，当报章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后，主管们的薪金问题脱离了人们的视野。

今年，企业高层主管们开始引人关注。六月份，法国最大的公共特许和建设公司范希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扎沙里拉斯被迫辞职，原因是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其薪金高得离谱。他的年薪是430万欧元，退休奖金1300万欧元，养老金220万欧元，还有价值大约1亿730万欧元的期权。但是争论的焦点是他在任期结束前成功地进行了一项金融运作，要求8百万欧元的额外奖金。

更晚些时候，法德联合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的法国籍副首席执行官福尔杰拉德由于饱受质疑而被迫辞职。原因是他在今年三月该公司宣布代价巨大的空中客车A380推迟生产前出售了他的公司股票。福尔杰拉德是否违法尚在调查之中，但是，这一宣布推迟使得股价一夜之间暴跌26％，公司市值蒸发了55亿欧元，其宝座变得摇摇欲坠。

此类事件将几乎所有富国中的老问题重新带回到了台前。那就是，老板们是否拿得太多？规范期权的法律是否应当改革？尽管情况不同，基本问题还总是相同的，因为它们涉及到合法性和道德问题。如果人们认为老板们的报酬是不正义的，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的信任就会受损。

法国有关主管薪金的辩论在这方面特别引人瞩目，那是因为法国经理们的工资实际上比他们的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同事们要低，他们的报酬和企业股价同步上升，在25年里增加了六倍。而且，像在所有地方的经理们一样，他们职责重大，使得他们的地位更为不安稳，而各公司则必须争取相对较少的优秀人才，从而抬高了他们的身价。

但是批判者们指出，最好的经理未必报酬最高，他们的市场不透明，而且董事会成员在确定薪金时往往偏向于公司的总裁。同样，他们坚持说，让大公司愈加强大的企业并购不应当受到工资考虑的驱使，而且，不应当把所谓的“金色降落伞”授予那些效绩糟糕的经理们。他们主张，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老板们一天的收入相当于雇员一年所得，这一现象纯粹是不道德的。没有任何经理是像伍兹或者舒马赫那样的超级明星。

同样，期权问题也引起激动的批评。允许经理们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购买股票意在通过让公司价值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而让他们的利益符合股东的利益。但是，对于某些经理们而言，股票期权激励他们抬高利润、隐瞒亏损，从而在危及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同时人为地令其个人致富。

这一问题并非法国独有。甚至在美国，最近两名大学教授所作研究表明，接受调查研究的公司的25%操纵了股票期权的日期以便提高受益者的利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显然决定同所谓“倒签”现象做斗争。这一现象在硅谷司空见惯。

法国的一部2005年通过的法律要求股东投票来决定公司经理的离职报酬，而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的丑闻激发了采取进一步法律变革的考虑。前总理巴拉迪尔提出的一项法律草案寻求通过禁止公司官员在离开公司之前行使他们的股票期权来消除产生副作用的激励机制。希拉克则更为谨慎地声明股票期权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其他人建议股票期权的范围包括更多的雇员。某些社会党人士，例如法比尤斯最近所为一样，则更为激进。他们主张限制股票期权。

但是，法律措施的问题是它们可能产生有害的副作用以及非预期的后果，特别是当专门定制以应付某一特别的危机的时候。国家的功能应当是在企业管治和经理人的报酬税收上制定和执行法律。在其他所有方面，立法不能作为常识、认识以及董事会的责任的替代品。

但是，如果我们非要法律来提高我们的伦理，那么，它们的指导原则就应当是薪金报酬应当总是与打算让其报偿的效绩和服务挂钩。雇员、股东以及公众只会把确保公司奖励真实功劳业绩的措施视为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