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最近伦敦各大银行与其监管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特别融洽。因为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即将转制为欧洲银行局）最新出台的薪酬管理条例令银行家们备感失落——该条例规定他们未来薪酬的70%将被暂缓发放。试想每年只有300万英镑维持生活，另外700万磅要等到你所赚的利润真正实现时才能发给你。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啊！

但在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叙述当中，规制俘虏理论(Regulatory Capture，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府机构沦为私人机构的保护伞)经常会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比如英国著名时事评论员威尔·赫顿就将我于1997~2003年（危机起始之年！）主管的金融服务局比作为企业利益张目的“金融同业公会”。而对美国监管部门——以及国会——的某些抨击则更为辛辣，直接把他们说成是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所有大财阀在国会山的走狗。

但这些言论中有多少是正确的？正规的监管真的可以被收买吗？

当我还是个监管者的时候，我可以断然否认上面第二点指控。那时我没有任何金融界工作经验，也没认识几个金融界的人（完全信息披露：现在我是摩根士丹利的独立董事）。我的继任者们全都来自金融行业，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些人是政府和企业两边都游刃有余的人才。如今我们就不能如此确定了。

执行规章制度的咨询过程是高度结构化的，而其中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如何确保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和用户的利益都能平等地体现出来。我们为此专门资助了一个消费者研究小组以确保双方“力量平等”。当然相对于消费者来说，监管官员和金融界两者之间拥有更多地非正式联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避免的。

金融界的声音也经常在议会中出现。其中最高效的游说者莫过于那些独立理财顾问，他们在本地保守党组织中尤其活跃。我想高盛公司大概能从他们的做法中学到一点东西。

我这里并没有关于美国立法过程的第一手资料。但作为一个外国人，该国游说团体那种明目张胆的程度，还有企业及其同业公会所花费的巨额资金都令我感到非常吃惊。那么这种游说有效吗？媒体大概是这样认为的，但鉴于政府和金融行业之间劲拔弩张的紧张关系，这很难确定。

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关于国会与商界之间关系的有趣注脚，来自于伦敦经济学院学者艾哈迈德·塔霍针对“美国国会议员所持股份在政治偏好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做的研究。塔霍分析了国会议员持有的股份以及相关公司对其政治活动所做贡献之间的联系，并得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正相关关系。

特别要指出的是，塔霍的研究显示美国国会议员们会更多地购买支持本党派的企业的股票，而一旦他们抛出这些股票，那些企业就不再向他们提供竞选资金了。此外，那些政界人士持股较多的公司也更容易赢得政府合同。

研究数据并不局限于金融企业，事实上塔霍根本没有按行业来划分这些企业。但研究出来的结果依然精彩：它揭示了立法者的政治利益和金钱利益之间的某种不健康关系。

监管者一般都不会沾染这些东西。通常他们都不允许拥有股票（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几个国家是这样）。那么他们是否也一样会被俘虏呢？

我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潜在重点。第一个是金融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跳槽行为。这个问题在美国尤其严重，当地监管人员通常薪水极低，尤其是那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雇员。因此这些机构的高层（以及中低层）官员流动性极大。而其他联邦政府部门的待遇就稍好一点，员工也干得更久一点。

相比之下英国监管部门的薪资水平更高，但依然不断有人从监管部门跳槽到金融机构，而且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新加坡和香港执行的是另一套模式。政府给于监管者与企业报酬相当的一笔补贴，也以此有效地保证了高级监管人员的工作持续性。在我看来这些亚洲金融中心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问题可以称之为“思维俘虏”。虽然我可以坚定地声称当年我治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并未偏袒过金融企业，但我们或许（在这方面跟美国极为相似）都倾向于相信市场一般都是有效的。如果买卖双方都是自愿，而且都是“专业”投资者，那么也没有理由去干涉他们的市场行为。这些行为都是“出于自愿的成年人私下进行的”，因此国家也不应该管那么多。

如今我们明白某些市场霸主其实都像《皇帝的新衣》中那样一丝不挂，而他们的行为也极为危险，足以导致极大的金融动荡并给纳税人带来极大损失，更别说突如其来的全球性衰退了。这对各国监管者和中央银行来说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因此思维俘虏是一个更难以反驳的指控。但监管者能否替代游说者在金融行业中的位置？我可不这样认为，而继续争辩只能再度贬低全世界那些拿着低工资却超负荷工作的公务员们所付出的努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