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今年5月，以色列海军突击队登上了一艘载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的救援船，并杀死了9名平民，以色列的这一行动非常残暴，引起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以色列对加沙实施的封锁，并占领巴方在西岸的领土，也是制度化暴行的一种形式，更不用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的道路封锁、拆毁住宅及其它日常的骚扰行为了。

但是，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谴责则似乎过于狂热了。他形容以色列对这艘激进分子搭载船只的袭击是“对人类良知的一次攻击”，将“遭到一切形式的诅咒”，埃尔多安还说，这次袭击将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之后“一切都将改变”。当人们对以色列历届政府（我认为并不仅是本届政府）加以评论时，相对于其它国家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外界对以政府支持的暴力行为的抨击（不仅来自于土耳其）都更猛烈些，除了对美国的谴责外。其实在许多评论人士看来，美以两国通常是一体的。

已故的叙利亚前领导人阿萨德曾于1982年在哈马城屠杀了2万多名穆斯林兄弟，相比较而言，以色列从未做过可与之相比的行动。事实上，有更多的穆斯林是在被自己的穆斯林兄弟相残，而不是被以色列人或美国人所杀害。想一想当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种族大屠杀导致400多万人死亡，而现在说杀死了9个人就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这种说法听上去就有点可笑了。

但只要是以色列所做的，不管是何种程度，上述罪行似乎就算不上什么了。

是不是真如许多以色列的辩护者声称的那样，以色列这个犹太国正遭受别的国家不同的评判标准？我认为的确如此。但反犹太思想固然是一个因素，却不是主要的原因。

尤其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我怀疑当时很多欧洲人都带着一丝解脱而无奈的语气说，原来犹太人也可以成为侵略者。犹太人的暴行减轻了压在欧洲人心头的战争罪行的包袱。欧洲人急于摆脱战争的负罪感，这使得他们有些人夸大了以色列的侵略行为。的工艺纳粹办的“”报曾一度宣扬“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现在，这个反犹太人的口号因为以巴冲突而再次传播开来。

对以色列实行双重标准也还有其它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哲学家兼和平主义人士阿维莎·玛格丽特所定义的“道德上的种族主义”。相比较于欧洲民族或其它白种人而言，一个非洲民族或者亚洲民族表现出来的杀戮欲往往就不被看得那么严重。有人可能会说（可能更多的人会认为），对于那些野蛮民族能有什么期望？他们懂得太少。

这当然是一种深厚的殖民思想，从另外一个方式上来说，这种殖民主义的遗产是针对以色列的。就像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一样，以色列让人们想到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在中东，甚至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以色列被看做是一个由白人统治的殖民地（尽管许多有名望的以色列人祖籍在德黑兰、斐兹或巴格达），巴勒斯坦人则被视作殖民地的臣民，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时间越久，这种看法就越被认可。

不管怎样，以色列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不应该以对待独裁政府的标准对其同等视之。相比于伊朗的内贾德独裁政府，我们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有更多的期许，不是因为犹太人比波斯人道德上高尚，而是因为内塔尼亚胡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受到法律的制约，但内贾德却帮助破坏伊朗的民主活动。从一种意义上来说，对以色列施以最高标准是对它的一种尊重，是把它看做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如果那些指责以色列的批评人士拒绝把以看做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对于以色列最坚定的辩护者也同样如此。有些评论家为以色列辩护，把以色列看做一个受害者组成的国家，这些受害者是二战时纳粹大屠杀对象的遗孤，这种看法同样是在实行一种双重标准。针对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关于“以色列是在攻击加沙的自由之舰”的说法，法国哲学家批评埃尔多安的反应过于激烈，他认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在土耳其如此畅销，这说明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人就是现代的纳粹。

事实上，作为一个受害国，以色列违背了建国者的宗旨。以色列建国者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拥有优秀的犹太士兵和农民的国家，这个国度将不同于过去那个遭到欧洲人迫害、无助的犹太民族。只是到后来，情况发生了改变。从1961年艾契曼审判开始，纳粹大屠杀就成为以色列国家机器宣传的主要内容。再后来，在梅纳赫姆·贝京统治时期，以色列政府以反对纳粹屠杀为由建立起军工企业。

所有的犹太人、包括以色列的犹太人对大屠杀的历史心存余悸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绝不能构成对别的民族实施侵略的理由。以色列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更自由、更富裕、装备比周边国家更精良。最根本的是以色列的领导人要对其行为负责，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人免遭暴行，更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民的自由。总是活在历史的阴影下将会削弱以色列的民主根基，将来也会产生更危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