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创立首家当代国际法庭，起诉战争罪犯、反人道主义罪犯和种族灭绝罪犯不过是短短15年前的事情。那家法庭就是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波斯尼亚塞族战时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在贝尔格莱德被捕后，它也许很快就会对这位新被告做出裁决。

可是这类法庭一直在因为一个持续不变的主题而遭到人们的非议：那就是在争取公正的过程中，它们妨碍了一个更为重要目标，那就是实现和平。每当现任国家元首遭到起诉的时候，这种抱怨的声音就达到了极致。最近的例子就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针对苏丹总统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提出的达尔富尔反人道主义和种族灭绝指控。实际上，这一次司法程序所遭到的谴责比过去更为猛烈。

控诉的声浪在1995年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起诉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及其军队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时也同样猛烈，在同一年的稍后几个月这两人因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而遭指控时反对的声音更加明显。第二次起诉所选择的时间尤其引发了争议，因为这次起诉恰好赶在了代顿和平会议召开之前。因为面临逮捕，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都没有参加代顿会议。

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事实证明他们的缺席并没有妨碍与会各方协议的达成。事实上，他们的缺席可能还对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谈判结束波斯尼亚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1999年，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对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提起诉讼。这一次同样出现了对时机选择不当表示谴责的声音。北约已经开始对科索沃的干预行动，批评人士认为起诉米洛舍维奇导致前南法庭成为北约的一件武器，会阻碍和平协议的达成。但这个前提是错误的。米洛舍维奇在遭到起诉两周后宣布有条件投降，战争终于结束了。

另一位遭到起诉的现任国家元首是利比亚总统查尔斯·泰勒。尽管塞拉里昂特别法院检察官在2003年3月对泰勒提起诉讼，起诉他在破坏塞拉里昂的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但这次起诉直到3个月之后才公诸于众。这一次，时机选择再次成了引燃怒火的焦点。起诉书在2003年6月公诸于众，当时泰勒正在加纳参加一次和平会议，而这次和平会议的讨论目的是结束塞拉里昂内战。

作为会议的东道主，在这种情况下逮捕泰勒的要求激怒了加纳人，他们拒绝执行这样的安排。尽管人们可能同情加纳人，因为他们被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但这次诉讼也强化了要求泰勒下台的呼声。泰勒于8月流亡海外，有效地结束了这次战争。泰勒现在正在海牙接受审判，而且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可怕冲突之后，利比亚终于实现了和平，并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开始重建。

我们不能排除在达尔富尔追求公正会增大那里实现和平难度的可能。公正与和平是两种独立的价值体系，这两种体系本身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公正似乎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方式，但我们无法肯定问题每次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决。

但从现有记录来看，对正义将阻碍和平的说法提出某些怀疑可谓恰如其分。归根结底，达尔富尔冲突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年半的时间。估计已有300，000人被最终归属艾哈迈德·巴希尔控制的军队夺去了生命，另有270万人迫于战火而流离失所。就在提出起诉一个星期以前，7名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成员在一次装备精良的民兵伏击中惨遭杀害，22人受伤。没有任何一份和平协议处在严肃的策划过程中。那么提出起诉艾哈迈德·巴希尔会阻碍和平协议的依据是什么？什么和平协议会遭到阻碍？

需要强调的是，达尔富尔案件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际刑事法院接办的。创建国际刑事法院的协议授权安理会在和平协议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拖延起诉进程。因此起诉的批评者们如果希望安理会采取行动，至少应该向安理会证明存在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