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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改革是否可能?

香港—时至今日,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不管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还是十年后的美国和欧洲,金融系统都难逃崩溃的命运。增长中断和失业飙升的代价极其沉重。

但是,只要在某些关键点上不能达成国际共识,改革就会被严重削弱(如果不是胎死腹中的话)。资金、金融市场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从而规避监管和征税——或许是一种可接受的(甚至是建设性的)防止官方过度干预的办法,但如果大家竞相去监管化,以至于连必须的道德和审慎性标准都抛弃了,就会适得其反。

或许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是形成连贯一致的办法处置摇摇欲坠的“具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纳税人和政府不得不出手援助债权人,即使援助会鼓励过度冒险的行为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害怕倒闭产生毁灭性效应会蔓延开来。

根据美国法律,取代现行破产程序的新方针是让倒闭公司消失,而不是拯救它们——不管是通过出售、合并还是清盘。但新方针的成功取决于其他国家法律的配合,特别是英国和其他金融中心。

要求监管行动严格一致或许并不是必要的。比如,在保护商业银行免受投机性自营交易伤害方面,英国和美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针,但政策目标应该是广泛一致的,而在其他国家,这一问题也许并不迫切,因为那里的银行传统有所不同,交易活动的限制也更多。但东道国不应该助金融机构逃脱母国规则所施加的限制。

与这些改革紧密相关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事实上,一个相当合理的问题是现在我们到底有没有至少堪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或再往前的金本位相比的“体系”。如今,没人能系统性、一贯性地发号施令,也没有被正式认可和控制的国际货币。

当然,由于市场和资本流规模和波动性的剧增,理想的明确且有效的国际货币机制更加难以实现了。事实上,有人说全球经济是在一个没有组织性的体系下成长,新兴国家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壮大。

但是,被一再忽视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国际货币失序,2008年爆发的危机更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和亚洲之间持续的互补性失衡非常扎眼。

2000—2007年间,美国累计经常项目赤字约为5.5万亿美元,基本上正好抵消掉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增量。中国发现维持巨额贸易盈余是有利的,可以利用极高的国内储蓄率和外国投资流入支持其工业化和快速增长。

反之,面临增长缓慢问题的美国则乐于维持极高的消费水平,但这样的代价是个人储蓄下降、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并在破灭后留下了满目疮痍。

无可避免的现实教训是,任何国家只要能够自主制定决策,就会偏好于导致长期并最终不可持续的失衡的政策。或早或晚,调整都会到来——有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内政策和运转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有可能是金融危机。

不久前,我们还笃定地论证浮动汇率会及时、有序地充当国际调整的媒介。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国家——特别是(但不限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发现,放任货币浮动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可以确定的是——尽管这种“确定”令人不安——积极参与开放世界经济需要牺牲一些经济主权。或者说,为了让结果更加积极,需要拿出精诚合作的意愿。可行的办法包括:

·    由IMF行使更严格的监督,各国需要拿出更严格遵守“最佳行动”和一致规范的承诺。

·    IMF、G20或其他机构在强制性磋商后给出直接、公开的建议。

·    获得IMF和其他信用便利(比如中央银行互换业务)等方面的资质。

·    考虑在欧洲实施利息或其他财务惩罚或激励。

但是,如果基于过去的失败的方针效果不够好,那么也许形成新的货币波动方针的可能性就会大增。这一方针要求就合理的“均衡汇率”形成一致,同时还要允许汇率在一个相当宽的区间内波动,以容纳不确定性并让市场发挥作用。但个别国家将倾向于采取干预和各种经济政策捍卫均衡汇率,甚至会有更极端的情况,形成国际当局允许贸易伙伴采取激进的干预措施以增强稳定性。

合适的储备货币和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则是另一大关键问题。多年来,一直由美元充当着这一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包括某些其他国家的货币),这引发了诸多关于美国拥有“过分特权”的抱怨。但以丢掉国家竞争力和强大的工业并束缚消费为代价增加其国际收支赤字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世界其他国家需要这个最大、最强、最稳定经济体的货币所提供的灵活性。

有用的储备货币的供应应该是有限的,但同时必须具有充分的弹性以满足动荡的金融世界所产生的大规模不可预期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对储备货币稳定性和可获得性的信心不能削弱,这凸显了国家货币(也可能是一揽子多个国家的货币)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