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法国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去年秋天，法国郊区发生暴力浪潮。现在，反对由总理得维尔潘提出的、意在解决居高不下的青年人失业问题的“首次就业合同”法案引发的街头抗议使得世界再一次关注法国。

这三场事件尽管各不相同，但是都表明了法国社会生活中几个根深蒂固的特征。

首先，法国难以适应全球化的要求。2005年5月全民公决的失败，除了表现了普通民众对经济问题的不满，还表明法国选民中大多数人拒绝由欧盟政策施加的、确保人员、货物以及资本自由流通进而确保经济竞争主导地位的法规。类似地，去年秋天郊区暴力事件的爆发则反映了面对现代经济给那些缺乏适当培训以及教育的人所带来的严峻前景，无所适从的年轻人的沮丧和失意。

年轻人也出在最近抗议事件的中心，但是这一次，心存不满的人涵盖各阶层的法国年轻人，包括大学毕业生。通过抗议“首次就业合同”法案，他们表达的是拒绝接受他们的父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所享受的法国式的终身就业模式以外、充满变数的生活。

这一抗议浪潮具有很强的法国特征。因为，尽管在过去数十年中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席卷欧洲，但是，其他大多数国家似乎更为接收了更大范围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度的需要。

在社会党执政的西班牙，大约三分之一的雇员签订的是临时性合同；年轻人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1997年，意大利的普罗迪政府实施了更为灵活的就业政策，并在2003年所谓的比亚吉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德国也是这样。社民党和基民党联合政府协议所包含的一项条款把雇员可以不经解释而遭解雇的试用期限由六个月延长到两年，同得维尔潘的法案规定的期限一样。所有这些欧洲国家中，新的就业法律看起来已经被接受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比较而言，法国的中央集权传统正如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可以上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而且当今的戴高乐派和社会党意识形态同样传承这一传统。这一传统与鄙视经济自由主义结构紧密相连。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至上经常战胜对自由的关切。结果，法国人依恋于福利国家的种种表现形式。

大规模失业（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5％）、公共赤字其高无比、社会阶层僵化不变都表明当今环境中法国社会模式明显地失败了。但是即使如此，并没有降低其在公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斯堪迪纳维亚的“灵活加保障”模式结合了就业灵活以及社会保障（尽管其税负代价法国无法轻易接受），从中获得启发是更为具有逻辑。

除此之外，法国人偏好意识形态的对抗，缺乏谈判和妥协的文化，更不用说共识了。这样，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如此众多的改革项目最终都以街头抗议游行而受到挑战。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是，大多数的观察家们很自然地把最近的动乱与1968年5月的动乱相提并论。法国人对那一动乱继续抱有一种奇怪的迷恋。但是，实际上，这两者之间除了反映法国人对街头政治的偏好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那么，法国是否就无法改革了呢？当然不是。过去几十年来，法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无论是打破公共垄断，例如电力、天然气、电信甚至是邮政，或者是用职业军人取代兵役，抑或是养老金改革，法国的变化都超乎通常的想象。这一点对于法国公司而言尤其如此，它们都很好地适应了国际竞争的要求。

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直至大学阶段的整体教育体制需要认真的改革，必须对许多有关就业规则、社会保障以及国家运作的禁忌提出质疑。首次就业合同法案所引发的事件所展示的并非是无法改革，而是改革不能单方面强加。必须花时间来解释、磋商以及谈判。法国社会对未来不甚明朗，急需重新树立自信。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建立共识、为进一步改革创造合法性上花费时间当然将会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