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布里奇——

今年，中国贸易又一次走向过度盈余，而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却令人担忧。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面临着大幅升值货币的新压力。随着美国国会九月份人民币听证会的临近，如果中国不作为，美国各界就会对奥巴马施压，要求美国当局采取积极行动，这样一来，美中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关于中国货币的焦点讨论在于如何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以修正全球宏观经济的不平衡。许多分析人士希望通过人民币的升值，减少中国的出口，增长其进口。由此改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

在所有相关的讨论中，人民币问题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美中两国的事情，即便是在多国论坛也是如此，而穷国家的利益很少被提及。然而，人民币的升值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人民币的升值对它们来说，是祸是福还是未知。

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来自彼得森全球发展中心的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他认为，如果中国人为地让货币贬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货物就很难与其竞争，从而减缓工业化进程，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如果人民币正确估值，其他穷国的出口将更具有竞争力，其经济也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加受益。因此，萨勃拉曼尼亚认为，穷国应该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站在一条战线上，敦促中国改变货币政策。

而赫尔穆特·赖森及其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同事们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为贫穷的国家而言，如果人民币突然升值，他们将受到损害。理由是，人民币升值必然会令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同样会波及到其他穷国的利益。

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估计，中国经济年增长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到低收入国家0.3百分点——大约是三分之一的比例。

如果要想判断上述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我们就要回到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个问题。排除技术细节，这场辩论归于一个基本的问题：对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来说，什么样的模式能保证其持续稳定发展？

从历史上来看，贫穷地区常常依赖所谓“剩余出路说”经济模式。也就是依靠出卖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例如农业产品和矿产品来谋生。

这是阿根廷在十九世纪致富的方式，海湾石油国家在过去四十年也是因此而致富。危机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特别是非洲的亚撒哈拉地区，靠出卖自然资源发展经济，而中国则是它们的最大买主。

但这种模式有两种致命弱点。首先，这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的需求。一旦这种需求改变，出口产品价格就会一落千丈，反过来加重国内的危机。第二，这不能促进经济的多元化。过于依赖初级产品不能提高本国的生产率。

实际上，国外的需求倒不是最核心的问题，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变才是重中之重。穷国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制造正确的产品。它们应该从过去传统的初级产品中转型到更高附加值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真实的汇率才是问题的核心。它决定着现代贸易的竞争力和利润率。一旦发展中国家被迫升值其货币，企业家精神和投资行为就会受到压制

从这点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仅影响到非洲等穷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且也损害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基本引擎。穷国从中国重商主义中得到的最多只能是暂时的错误方向的增长。

也许我们批评中国过多，但我们应该知道，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复制中国模式。它们同样可以操作汇率来加速本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当然，不可能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同时贬值自己货币。穷国可以将“包袱”转嫁给富国，从经济逻辑来说，这也是可能发生的。

然而，太多的发展中国家使其货币升值，主要是依靠商品的需求或是资本流入。它们没有系统性地利用行业政策来调节汇率。

如果这样，恐怕我们不应该指责中国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其他国家错误的货币政策也难则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