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

在美国，衰落的征兆十分明显。大权滥用、政治两极分化，以及耗费巨大的金融危机，都沉重地压在经济之上。现在一些专家担心美国将要罹患“英国病”。

受困于缓慢的增长，今日之美国，一如二战后疲惫的英国，将被迫减少其国际责任。这将给诸如中国的新兴力量提供机会，但也将让世界处于一段地缘政治不确定的时期。

为分析这些前景，理解英国病的本质很重要。它并不单纯是1870年后美国和英国增长速度超过英国。毕竟后起国家发展迅速完全正常，就像今天的中国。问题是英国在十九世纪末没能带领其经济到新的层次。

英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旧工业向现代部门转换的动作迟缓，这阻碍了大规模生产方法的采用。它也没能采用依赖电能的精确机械，导致在组装打字机、收银机和汽车方面不能用机器生产的零件。在其他新兴工业，比如合成化学品、燃料、电话通讯，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英国都没能建立立足点。

低成本的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使得纺织、钢铁、和造船等旧工业的就业损失无可避免。但英国失败的特别之处是，它没能将这些十九世纪旧工业转换成二十世纪新工业。

美国会不会重蹈覆辙？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理解英国缺乏技术进步性的原因。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英国文化排斥勤勉和创新。在英国现代化的长河中，勤勉的人都被纳入统治集团。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最出色的人才都投身政治，而非商业。从商店中提拔上来的企业经理人，据说只是二流货。

如今我们大概能看到美国有类似的问题。用《纽约时报》大卫·布鲁克斯的话说：“在几十年的富足之后，美国偏离了这个国家一开始获取财富所依靠的冷静的实用主义……美国最聪明的人放弃了工业和技术行业，投身于更崇高但没有生产力的领域，比如法律、金融、咨询、以及非盈利活动。”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英国衰落的解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没有系统性的证据证明英国的经理人低人一等。确实，让公司建立者的子女以外的人担当经理，结果适得其反。这使得平民能达到顶层。

在今天的美国，也找不到所说问题的证据。硅谷的众公司并未抱怨缺乏有才华的经理。创业的，甚至是去汽车公司的MBA都不在少数。

对英国的衰落，第二普遍认可的解释是教育系统。牛津和剑桥始建于工业时代之前很久，造就了显赫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却没有多少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于美国，美国的大学仍然是世界领头羊，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学和工程研究生赴美——其中许多还留在了美国。

还有人将英国的衰落解释成金融系统的作用。英国的银行成长于十九世纪初，当时工业的资本需求不大，主要是为外贸而非国内投资融资，这也使得需要资本的工业难以成长。

实际上，说英国青睐外贸甚于国内投资的实际证据也十分薄弱。而且无论如何这段历史业余美国的现状无关，美国是处在外国投资的接收端，而非投放端。

对英国未能维持强盛的最后一种解释归罪于经济政策。英国没能设立有效的竞争政策。为应对1929年的需求崩溃，它设立起关税壁垒。没有了国外竞争，工业变得脑满肠肥。二战之后，工党和劳动党轮番执政导致了政策不断收放，增加了不确定性，产生了长期财政问题。

这就是英国衰退最令人信服的解释。针对1930年代金融危机，英国没能建立连贯的政策。其政党并未共同努力解决经济问题，而是仍然互相掣肘。国家转为内斗。政治变得难以控制，政策反复无常，经济愈加不稳定。

简言之，英国的失败在于政治，而非经济。而不幸的是，这段历史与美国的现状十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