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沃里克——经济危机期间，人们是否还能负担得起学术自由？ 这一议题在年初有大学之母之称的博洛尼亚大学举行的《大学宪章》年度签字仪式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大学宪章》是推动并保护大学自治权的世界最著名的原则声明。 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地将近700所高校已经签署这份声明。 但在普通人为收支平衡绞尽脑汁的今天，总让人感觉大学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

人们的担忧总是不无道理。 回顾历史，大学一般是在物质丰裕时期建立，目的是鼓励人们跳出基本生存需求的羁绊，献身于更有启迪意义的精神或国家目标。 近50年前，一位注重统计数据的科学史家德里克·德索拉·普赖斯观察到一个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最佳指标： 两者呈共同增长之势。

这并不令人意外。 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无论是试错性的实验方法还是对现状更为激进的挑战，学术自由需要的是对成本相对较低的敏感度。 但大学是否现在应当降低需求，尤其是碳足迹方面的需求，以适应社会的总体环境？

如果大学要保持博洛尼亚律师们最初勾勒的大学本色，那么答案是否定的。而且这与对经济学的侮辱无关。 学术界的增效节支恰恰来自于大学的各项活动本身。 事实上，大学或许是长期资本投资领域效率最高的产品，特别是当我们把社会和经济“投资”放在同等条件下考量时更是如此。

归根结底，为公益目的生产知识是大学独一无二的体制任务。 原创研究得出的新知识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实例。 新知识来源于学者与力求在各自领域内获得竞争优势的出资人在各种项目上的合作。

如果只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知识不过是一种知识产权，而对知识的利用权也仅限于那些付过钱的客户。 但大学还同时担负着教书育人的体制任务。 这一特点迫使大学向公众提供知识，并因此打破研究者及其出资人本来有权享受的有效的垄断权利。 约瑟夫·熊彼特的名词“创造性破坏”及其为企业家精神所给出的定义对这一过程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一旦教学消灭或减少了与某项研究成果相关的竞争优势，学者及其资助者就被迫通过创造新知识的方法来寻求新的优势。 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并未参与新知识原始创造过程的广大公众却从课堂教学中受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的核心机构是课程委员会，因为新一轮的创造性破坏循环是由将研究成果经常性转化为教学内容的相关机制开启。

当今效率至上的知识管理者们认为将大学视为由同一群人创造并传播知识的场所是一种向中世纪的倒退。 因此今天据说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是在线授课，而最有效的研究方式是设立专门的“科学园区”。

不过因为吸引以化缘为生的基督教神职人员、道明会和圣方济会人员加盟原创大学的对于“效率”的认识大相庭径，它在今天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明会和圣方济会人士确实以乞讨为生，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来源多种多样，而对于某一位投资者的回报也许并不清晰。 这些神职人员的自主权取决于利用赋予他们的资源取得可以证实的长期结果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拉丁语中写作povertas，在英语中则对应“贫困”一词。 尽管词汇没有保留住其原有的善良内涵，我们依然热衷于“以较少代价换取更多成果”的精湛技艺。 在大学这个个案中，这就意味着允许那些因不具备思想、政治或财政资源而无法独立得出研究成果的学生掌握相关知识。 当学者用简单明了的方式谈话和写作，被剥去神秘外衣的术语理念在其他媒体上得到解释并强调知识在与学者本人无关领域中的应用时，大学就完美履行了它自然的经济任务。

学者们借助这些方式让知识以最小代价为受众创造最大的价值。 简言之，如果学生掌握学术知识的难度比最初创造知识的学者本人要小，大学就能够证明自己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