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使得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蛊惑？西方穆斯林崛起的一代的体验究竟是什么，从而导致一小撮人把暴力视为其经济和政治困境的解决之道、而自杀是它们的报偿和拯救呢？

英国即将纪念伦敦爆炸案一周年。它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先例。对于年轻的英国穆斯林来说，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对主要的信仰提出了挑战，破坏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并且因此鼓励一种防备性反应。当然，英国国籍保证了言论自由和少数人权利，年轻的穆斯林因此当仁不让。但是，他们利用这种自由来加深与他们所继承的穆斯林身份的封闭世界的家族和文化、特别是政治上的联系。

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许多年轻的穆斯林完全专注于阿拉伯以及穆斯林世界的事件。他们看到的与我们的一样，那就是这个由专制国家构成的地区看起来是腐败而又陷于瘫痪。但是，他们还看到了一种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敌意。那里的政权一个接一个地风雨飘摇或者面临动荡。先是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巴勒斯坦，现在轮到了伊朗。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受到了攻击。结果，对于无数年轻的穆斯林来说，西方的战略选择看起来本质上是反伊斯兰的。

这种对中东问题的专注是英国大学、清真寺以及网站中年轻穆斯林政治的核心。尽管大部分人并不支持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埃及的穆巴拉克或者沙特家族,但是他们把西方对这些领导人的批评视为伪善，其目的在于操纵和边缘化。毕竟，西方并不真的想要把这些政权逼得太甚。

接触到互联网、卫星电视以及旅游正在把这些年轻穆斯林拉进到一个具有共同世界观和愤怒的社区之中。因此，技术正在突出存在于现代自由社会的机制以及加害穆斯林的弥天阴谋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这就导致了年轻穆斯林对在西方的成功生活所抱有的希望和他们对那些饱经深深失望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持有的抱负之间的落差。

英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年轻穆斯林们试图在其不同的、而且经常是相互冲突的身份特征之间辗转之际，出现了三个明显的趋势：

• 世俗的以及现实主义的反应，这样使得伊斯兰成为一件个人的事情；
• 调和文化、宗教以及家族联系与“英国国民性”的保守立场；
• 对他们的新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福址之间察觉得到的冲突的激进反应。

来自中东的对救世主的期待浪潮波及学校和清真寺，并把年轻的穆斯林带入激进主义。其中的一个浪潮是由沙特瓦哈比教育体系造成的。这一体系建立在对其制度的忠诚以及对异教徒的敌意之上。沙特的大量补贴将这一教育向西方出口，其内容充满了对异教徒的谴责并呼吁圣战。这一教育目的在于确保沙特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向西方的年轻穆斯林灌输与公开和自由社会所对立的价值观。

英国政府正在开始认识到这一危险，而且正在试图对传播仇恨的学校和清真寺予以打压。不幸的是，这一镇压仅仅是被动的，而且目光短浅，对于在西方的伊斯兰教育的性质没有清晰的长远构想。这样，这仅仅是在让年轻穆斯林们害怕，那就是他们被区分出来遭受迫害。

英国政府的反应的困难之一就是把所有的穆斯林都划归到一种类别，即穆斯林。根据宗教确定人群就丢失了民族身份或者正统程度之间的细微差异。这样就正好落入了激进分子的圈套，因为这就使得伊斯兰成为人的身份的中心要素。

的确，这一进程在22个阿拉伯国家中得到了回应，那里的宗教正统排除任何重大的自由化政治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清真寺成为人们可以发表政治见解的唯一的公共空间。不幸的是，在英国，清真寺的政治化已经是通常现象了。

伊斯兰激进化和恐怖无需在西方蓬勃发展。抛开他们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失望不谈，年轻的穆斯林们还是接触到了其无可否认的民主精神。他们可能寻求一种和他们的穆斯林身份更深的联系，但是，由于学会了对权威提出质疑，他们不大可能接受僵化的家长传统或者伊斯兰传统。就向他们周围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种愿望正在改变伊斯兰，特别是在西方。伊斯兰的基本文本没有变化，但是它们的解释以及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的运用却发生了改变。年轻的、特别是在西方的穆斯林正在确立一种范例，尽管中东国家予以大力压制，但还是缓慢地在那里得到回应。

西方的决策者们的任务是认识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相互关联。他们必须认真对待支持穆斯林国家中和法的民主代表，因为只有那时，西方的政策才看起来不那么伪善。他们还必须确保事业的选择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向穆斯林公民敞开。

总之，西方的年轻穆斯林需要相信，民主原则在国外受到尊重，而且在国内得到平等的实施。只有在这一信念成为共识的时候，绝望才会停止激化恐怖主义，而且自杀式爆炸才会被认为是一种可憎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