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美国纽约州石溪 —— 伊朗的动荡局面久拖不决，已经持续到推翻巴列维王朝革命 30 周年纪念之际了，这也令人不得不怀疑：伊斯兰共和国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如同 1979 年数百万伊朗民众涌向街头一样，人们又一次走上街头，齐声抗议去年 6 月总统大选的选举弊案。

而在大选中遭到对手暗算的两位总统候选人 —— 也都是当年的老革命 —— 则本能地把眼前的局面视为一次历史的重演。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把示威者的绿色标志看作是先知之屋（ House of the Prophet ）的颜色，并敦促其支持者每晚坚持在自家楼顶上高唱圣歌《真主伟大！》，可见反对派的第一条口号正是借用了 1979 年那些革命者的宗教口号。而就在最近，在 2009 年年末举行的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的葬礼上，抗议者也再次唱响了这首圣歌。

但我们受到 1979 年记忆误导的可能性也很大，毕竟到目前为止依然难以断定另一场革命即将到来。然而也必须指出，当今伊朗社会与其政府之间的分歧要比 30 年前巴列维治下的分歧要大得多。因此变革似乎也是无法避免的。

同时，技术的进步也给予了 2009 年的抗议者以极大的帮助。手机短信，推特 (Twitter) 以及网站的力量都远远超过了 1979 年时录有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讲话的走私录音带的作用 —— 当年这些录音带曾经有力地推动了反对派阵营。但这次运动也有跟 1979 年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缺少了一位跟当年霍梅尼一样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事实上，尽管本次抗议运动持续的时间惊人地漫长，但其最严重的缺陷就是缺乏一位有能力的领袖。连穆萨维也承认，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比如马赫迪·卡鲁比，都无法掌控当前的局面。

而 2009 年的运动与 1979 年最大的区别则是来自于革命本身。一般来说，革命都要催生一个新的政治阶级，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自然也不例外。革命后上台的伊朗领导层是由数量较小的统治阶层和大量的支持者组成，而这些支持者则被任命去掌控政府的官僚机构以及执行政治动员工作。

但在哈梅内伊去世 20 年后，这一政治阶级的组成成分已经发生了剧变。宗教精英学者的权力已经慢慢地被军事安全组织所侵蚀殆尽 —— 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就是从中崭露头角的。伊朗政府的官僚机构和国家安全事务已经牢牢地控制在了革命卫队及其民兵组织 —— 巴斯基（ Basij ，动员部队）手里。

而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领袖，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公开对伊朗革命自卫队窃取总统选举结果的决定表示赞成。通过对内贾德领导的军事安全机构的直接支持，哈梅内伊不但疏远了作为统治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精英学者，同时也贬低了自己作为伊朗社会最终仲裁者的地位 —— 这也是霍梅尼从前得以掌控伊朗社会系统的核心角色。透过这一系列的行动，他在革命政权的两级 —— 宗教学者精英和军事安全集团之间 —— 制造了裂痕。

此外，哈梅内伊的个人以及宪法外权力的增长则成为影响伊朗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构建于个人权力之上的政治统治，即通常所谓的独裁，在面对危机时是十分 脆弱的。这也正是巴列维王朝的弱点所在，在巴列维的决策系统瘫痪之时，王朝就覆灭了，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站出来支撑起整个系统。

哈梅内伊对 2009 年 6 月这场群众运动的背弃是个代价高昂的错误。仅仅由于这一错误，他就为伊朗（现代历史中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神权国家）的后伊斯兰革命时代的社会进程埋下了隐患。最近，在德黑兰，大不里士，设拉子及其他伊朗城市举行的示威中，“真主伟大！”的呼声已经被“杀死独裁者”的歌声所淹没。

如今伊朗政权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人所作的决定，那就是最高领袖。而这也因此说明当今的政权与 1970 年代后期巴列维王朝政权一样的脆弱。

即便如此，伊朗绿色抗议运动的大部分发言人倡导的都是公民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 ）而不是革命。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扎多拉·沙哈比（ Ezattolah Sahabi ），这位 1979 年革命临时政府的成员之一，在德黑兰发表了一个声明，明确说明“在今天的伊朗，革命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而几乎与此同时，在反对派中，有 5 位流亡国外的重要知识分子共同发表了一份非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宣言，将矛头指向“独裁的监护者”（指哈梅内伊）。

但是，那些从前投身伊斯兰革命的“小鬼” —— 现在已经是头发斑白的改良主义者 —— 不见得还能在绿色运动中继续拥有控制权，因为这场运动反映的可不是他们的意愿，而是伊斯兰革命后那一代伊朗年青男女和学生的意愿。

通过在公开审判强迫证人作伪证，宗教独裁者和伊朗革命自卫队竭力诋毁他们的对手，指责对手是在图谋策划一场基于由“西方社会科学”所滋生的“天鹅绒革命”的政权更替。

但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明白压根就不存在什么阴谋，他们的恐惧来源于自己眼前的现实：历史的车轮，正在滚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