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华盛顿特区 —— 伊朗的教权主义政权一直以来都沿袭着一个简单的统治模式，那就是最令人畏惧者得天下。而“恐吓制胜”也是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其演说中经常用到的比喻，事实上这也是解读此人政治哲学的一条可靠线索。

但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哈梅内伊，而是出自于《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传统。比如伊朗革命卫队的制服上就绣有一段《古兰经》经文 —— “准备好一切武力和马鞭，去威吓神的敌人，你的敌人以及其它你所未知的敌对者；神知道他们（的行踪）。”此外，根据什叶派传统，马赫迪这位什叶派救世主所采用的策略，就是在他重新降临世界之时威吓一切敌人。

但与此同时，在其它人之中制造恐惧的行为同样也会令策划者对恐惧变得更加敏感，而对于哈梅内伊和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人来说，没什么比那些在国内酝酿而生的民主运动中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能量更令他们感到畏惧的了。

这个政权似乎确信，自己的核计划不大可能遭到外军袭击，而国际制裁似乎也难以令政权崩溃。因此，来自外部的威胁根本不算什么。

而真正撼动了政府，并对伊斯兰神权统治意识形态构成了实质性威胁的，则是伊朗人民追求人权和政治权利的压力。对此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前部长侯赛因·萨法尔·哈兰迪则表达了这种恐惧，他说：“这是一场针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软战争’，而那些希望拥有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公民们就是战争的一部分。”

30 年以来，伊朗依靠内部保卫部门的大力打击来压制异见分子和批评者。恐惧堪称撑起这个共和国的一块基石。然而自从伊朗 7 月爆发大选后危机以来，人民已经变得无所畏惧，而且开始反过来令政府感到战栗。

而哈梅内伊对这场社会剧变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程度也令人吃惊。他害怕一切东西：人，书籍，艺术，大学，卫星，网络，甚至手机。对他来说，国家必须控制公众获取外界文化和技术的一切途径，否则的话，这些力量就将颠覆整个国家。

但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不一样的是，哈梅内伊既缺乏强大的个人魅力，也没有深厚的学养。他在政治和宗教上的统治合法性都饱受质疑，而近来发生的街头暴力和监狱野蛮行为更削弱了他的权威和社会基础。随着他的政权对革命卫队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哈梅内伊也断掉了和民众进行妥协的后路。

哈梅内伊的外交政策如今也完全受制于国内形势的发展。正如最近几个月所见，他只有在觉得对国内局势失去控制的时候才会尝试与西方妥协。一切就像个跷跷板：哈梅内伊在国内的虚弱打破了伊朗外交政策的平衡。

比如在选举后危机的威胁下，伊朗最初同意在日内瓦提出的 10 月 1 号方案，允许将伊朗拥有的铀在第三国进行受监控的浓缩。谁知到了 11 月，当伊朗政府认为自己已经通过街头暴力手段威吓住了人们的街头抗议之后，伊朗官员当即就放弃了妥协。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伊朗人民可以被视为西方的一个战略同盟，不仅因为他们希望能为自己的国家带来民主，为这个地区带来和平，而是他们的持续示威为西方提供了足以制衡伊朗核计划的最有效筹码。

而如果这场政治危机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整个政权必定难以维持长久。不断的镇压将催生军事独裁，而如果和示威运动进行妥协的话，必将产生一个经过各方认可的半民主政府。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主运动都不会消亡。尽管可能在短期内遭到强力镇压，但民主运动将不断风起云涌，对任何不民主的政府构成事实上的挑战。

至此，支持伊朗的人权和民主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应该是西方一个优先的战略着眼点。向伊朗人民赋予力量意味着削弱哈梅内伊及其军事同盟。而一个虚弱的哈梅内伊，将更可能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