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过于变化无常，抑或是近几年全球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1994-95年在墨西哥，1997-98年在东亚，1998年在俄罗斯及之后在巴西、土耳其和阿根廷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变得比过去几十年更关注货币关系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

本月，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对世界未来的金融风险表示了强烈的担忧。“所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增长速度骤减”，BIS在提到前面的金融危机时如是说。它接着又引述了“全球经常账户的不平衡”，特别是“美国的对外赤字”，并将其描述为“一个发行硬通货的国家遇到如此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是前所未有的。”简言之，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

BIS暗示说一次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使1933年以来的历次危机都小巫见大巫。但为了应对这种风险，BIS以标准教科书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的建议。经济和政策存在不平衡现象的国家应该改变政策，由此回归平衡：“赤字国家应该将国内支出的增长率降到低于国内生产的增长率。允许它们的货币实际地贬值可以使它们的产品更具竞争力，还能激励生产从非贸易型向贸易型转变。”

这是经济学家们以客气的方式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美国必须逐渐削减其预算赤字，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和日本—必须逐渐让美元贬值，并让本国货币升值。因此，BIS的提议并无新意，或者说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但反观美国政府，我们发现其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粉饰太平，认为目前的赤字不是问题。正如Stan Collender，一位知名的美国联邦预算观察家所评论的那样：“任何一个对联邦预算负有责任的人都似乎对预算本身缺乏真正的兴趣。”这不是“因为预算委员会应顾不暇……（而是）参众两院……漠然置之……（因为）他们不想采取行动。”在布什政府内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Josh Bolten“简直成了隐身人”，而“总统和副总统……避免在公众场合谈及预算问题。”

我们要明确一点：并不是想要牵头进行财政整合的政治领袖没有获得牵引力，而是根本没有能对议程设定产生影响的政治领袖在努力促使美国采用更负责任的财政政策。

这种领导力的失败是荒唐的。政府追求某种造成不可持续的收支不平衡的财政政策—不论是美国的财政宽松还是中国的联系汇率—都是出于他们认为重要的政治原因。要想说服他们改变政策，从而为全球的金融稳定做出贡献是徒劳的。除非他们看到其他的政府也在改变政策，以负责的行动对全球金融稳定作贡献。

国际政策的协调需要一个领导，一个身先士卒者。然而，尽管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但它却未能肩负起这一责任。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在预算问题上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公众时间，但在中国问题上却毫不吝惜。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们对国家财政储备的关注远不如对制造业失业情况的关注。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吗？”你可能会问—你有足够的理由。布什政府领导失职的问题清单太长了，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未来金融灾难的风险这一失职的排名不会太靠前。既然整个布什政府就是一个领导力失败的连续体，所以有什么必要对其蹩脚的财政管理喋喋不休呢？

从纯粹实用的观点来看，有一个理由是在确保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取得进展相对容易。布什政府可能不屑于削减赤字是美国应该实行的政策的观点，但如果把这一问题作为他国改变政策并由此减小进口对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的压力的前提条件，那么布什政府就会对其关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