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希望经济保持稳定，而许多人在今天不愿意放弃昨天曾给他们带来稳定性的东西。但是试图从僵化不变中获得稳定只能是异想天开。今天国际金融系统的稳定需要那些汇率固定不变的国家愿意允许更大的灵活性。

在1997-199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新兴市场发现它们通过使货币贬值或生产力的快速增长或者两者并用就可以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些国家获得巨额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建立起庞大的外汇储备并且将它们的汇率固定下来（或者高度控制）以实现前两个目标，似乎保持了很强的外部稳定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汇率挂钩的特定体系在资金出现外流时爆发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比任何人所能够想象的都要有利，这些国家发现它们能够抵御国内外的巨大冲击并且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因此，在几年时间里，许多国家认为有着官方外汇储备这样份量很重的棋子的支持，它们的汇率挂钩机制就会运作得很好。于是在世界汇率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秩序。

当然，它对其他国家产生了一些它们不太愿意看到的间接效应。如果世界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希望保持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到2006年，这部分经济体包括亚洲新兴市场很大一部分、大多数石油输出国和日本），那么世界经济相等的一部分就必然要面临赤字。1998年后，美国几乎贡献了全部所需要的赤字。

只要美国的资产对那些顺差国家的居民（或者来自顺差国家而最终落到美国的可接受的投资链）依然保持吸引力，这种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就是可持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担心这种链条断裂并且最终瓦解后将发生的情况，当然这更多地是一个算术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上的问题。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能够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大约3%的水平，只要对世界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的美国资产的部分不现实的设想依然能够维系下去。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贸易不平衡进行的多边磋商的背景下，中国、欧元区、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在2007年春季宣布的政策计划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反应。美国将削减它的赤字，而贸易顺差国家将采取明智的步骤逐步减少它们的贸易顺差以支撑全球经济的增长。

这些讨论所呈现的紧迫性在最近几个月变得更加强烈了。尤其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自夏季以来所出现的问题严重削弱了人们对于证券化的资产的信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全球投资组合偏好的资产出现了转移，从而大大影响了多种汇率。

美国的贬值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全球经济的调整，并且幸运的是并没有使美国政府的证券市场发生动荡；长期利率事实上从七月份起就下降了，因此调整是“有序的”。然后世界其他国家汇率变动的格局很大程度上与现有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状况并没有关联。事实上，对汇率实施高度控制的贸易顺差国家的货币的实际有效值自夏季以来实际上是贬值了，这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全球经济令人沮丧的调整。

这也把调整的负担不成比例地压到了那些实施浮动汇率的国家身上，比如欧元、加元和澳元。汇率机制不灵活的贸易顺差国家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整意味着随着美国赤字的下降，世界其他国家的赤字就会相应地增长，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会进一步提高。

在这个越来越复杂和多边的环境下知道需要做什么其实很简单：只需看看多边磋商的政策计划然后“照着做”就是了。就像美国财政部最近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中国这些计划就是要“调整它的经济：促进内需和由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改革它的金融体系；以及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事实上，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正是中国领导层在经济上的中心目标。”

但是如果其他不做出相应的动作，单单依靠中国扩大内需和允许实际有效汇率提高是不够的。石油输出国必须进一步提高它们的财政支出；日本和欧元地区必须通过结构改革刺激经济更快地增长；而美国必须实施具体的措施以保持更高的储蓄。

这将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对调整过程依然是有序的信心，并且不会带来新的全球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同时还需要将多边磋商所规定的政策承诺付诸实施以避免对美元信心的丢失。

只要调整过程依然是不平稳的，那么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将会越来越高。政治并不是如此简单，但是我们需要各国加强合作以降低这些风险，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