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担心社会不平等呢？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首先回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与什么相比？有何东西可以代替我们判断我们目睹的不平等程度呢？

佛罗里达在物质上是一个比古巴远远更为不平等的社会。但是，如果佛罗里达和古巴是我们的选择的话，那么，正确的分析办法并非是说佛罗里达贫富差距悬殊，而是古巴过于贫困。

在全球范围内，强调不平等是当今世界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是有困难的。至少对于我来说，很难设想在过去五十年中有什么其他政治制度或者经济政策可以将当今富有国家的财富主要部分转移到今天的穷国中。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出其他选择，例如二战结束后共产党在意大利和法国获胜从而导致现在北方富国的贫困。我也可以想象可以让穷国变富的选择，那就是，邓小平在1956年而非1976年成为中国领导人就可能让中国变得富有。但是，那些以减少北方富有国家财富为代价让南方穷国更为富有的选择则会要求人类心理方面翻天覆地的革命。

我们也不应当担心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富有。某些人更为努力，更为有技巧地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或者仅仅是极为幸运地在恰当的时机处在了一个恰当的位置。但是我并未能发现有什么其他政治经济制度可以让个人的相对财富紧密地符合其相对的德行和其他才能。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是贫困和社会保险，或者提供一个安全网，而不是不平等。

但是，就单个社会而言，我相信不平等的确构成一个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在美国，过去三十年中，由于经济对技能的要求超过了教育体系满足它们的能力，因此，拥有四年大学学历的人的平均收入溢价与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相比从30%上升到90%。由于通过正式教育获得的必要技能便得相对稀少，教育加付上升，进而加固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均衡分配。

普林斯顿大学的罗斯和阿申费尔特二人提出的报告说，他们并没有发现证据表明那些接受很少教育的人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对于他们而言读书无用。多读一年的书对于读书很少的人来说要比读书很多的人回报要大。进一步努力提高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将会通过产生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工人以及难以寻觅较低技能的工人、从而让他们在市场上更加值钱而让美国更为富有并且产生更为均衡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同样，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及其地位接近的人挣得钱比一代人以前多十倍。这并不是因为现在的首席执行官的工作努力程度、谈判以及管理技能的价值超过十倍，而是因为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更为无力约束顶级的经理和金融家获取更多的附加值。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模式。在每个国家中，我们在过去一代人时间中所看到的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因为社会投资以及规范和期望改变失败的结果，而且，这也没有伴随以总体经济增长率的加速。在绝大程度上而言，这看起来好像是这些经济和社会上的变化并未带来更多的财富，而是向上的财富重新分配，也就是一场成功的右翼阶级战争。

这种不平等理应引起我们的关切。比尔·盖茨、保尔·阿兰、鲍莫尔以及微软公司其他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是杰出的、努力工作、具有创业精神，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富有。但是，他们的财富只有5%可以被正当地视为是鼓励创业精神的经济激励。至于剩下的95%，如果能够在美国公民和其他人中均衡地分割，而非用于消费，那么，这将创造更大的幸福和机会。

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注定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任何社会中父母试图购买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就是让他们的孩子先拔头筹。父母越富有，孩子就越发先声夺人。许诺机会平等的社会因此不能允许结果的不平等变得过于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