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领导似乎都相信，如果任由不平等现象和缺乏对经济发展的广泛参与泛滥下去，将会破坏社会关系的和谐，甚至导致暴力的发生。但不平等是不是真正的问题呢？

正如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12月份新德里举行的达里特人和少数族裔国际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即使经济发展能够消除绝对贫困，却会使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这无论对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此，印度必须“在不牺牲经济发展和不损害个人进取心和创造力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减少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现象。”

同样，1月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提到，“只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和合理分配收入，我们才能生活在和平的世界。”他而后敦促降低农业出口壁垒，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这是一种常识性的认识。如果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分享总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它们就更有可能支持社会安定。如果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得不到，动乱就可能会应运而生。

尽管如此，社会学家们发现要证明这种常识性的观点有一定困难。事实上，有些分析不平等和社会冲突关系的数据研究得出了两者可能成反比的结论：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的社会表现出来的冲突更少，因为富人能够更好的控制穷人。

有证据表明不平等现象能够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学家Alberto Alesina和Roberto Perotti已经证明：在若干其他因素得以控制之后，如果以出于政治目的的暗杀或死于国内大规模暴力的人数作为衡量标准，那么不平等现象严重的国家确实比其他国家更不稳定。

即便如此，不平等造成社会动荡为什么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也令很多人感到奇怪。

问题的一方面或许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并不只是不平等现象本身，还有人们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如何认识。动荡也许反应了人们感到自己被愚弄被出卖¾也就是其他人没有兑现自己暗示过的承诺或者做出了令人不齿的行为。

实际上，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是否信任是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核心。律师起草成千上万份合同，法院耗费大量的时间确保这些合同得以履行，但这些机构不可能面面俱到。绝大多数经济关系有赖于当事人自身的信誉，也就是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按照道德标准行事的基本意愿。

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赖。但我们对何时能够给与他人信任、何时不能的直观感受却是商业世界赖以建立的基石。我们为应对不可信赖的行为制定了合同，并建立起庞大繁杂的机构来应对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如果这套系统能够正常运转，那么即使人类并不总是值得信任，我们还会感到这个世界总的来讲是公正的。

瑞士苏黎士大学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撰写的一篇文章和慕尼黑大学Alexander Klein 和Klaus Schmidt在2007年1月的《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研究了人们如何根据自己对周围环境可信赖状况的认知来确定经济关系。

在上述学者的试验中，扮演雇主角色的受试者按要求选择不同的雇佣合同，而后观察扮演雇员角色的受试者对此做何反应。雇主开始时相信雇员们即使没有特别的激励也会努力工作，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如果没有特别的激励措施，很多雇员就会开始推卸责任。

但雇主们也很快意识到：最好的雇佣合同不只是一份固定的合约，而且还提供可能的奖赏，一种合同条款规定之外的业绩奖励。试验中的雇员认识到即使雇主出于私利拒付额外酬劳也不会被正式追究责任，但他们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信赖雇主会为额外的辛勤工作支付酬劳。

这样，上述试验中表现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一种自由对等交换，而不仅仅是僵化刻板的雇佣合同。人们可以推断这样的非正式关系在现实世界的雇佣关系中切实存在，因为这样的关系是人们对彼此善意行为的具体体现。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当不平等现象被看作信任关系遭到破坏的结果，仇恨痛苦、甚至是社会动荡就会随之而来。这种情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非常普遍。举例来讲，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人们也许不得不离开已经建立起信任关系的长期雇主，又或许他们的管理者会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不平等现象，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丧失信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