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0年中，世界总体而言变得更为富有。但是，尽管某些国家的经济大幅增长，其他一些国家则大为落后。总体财富的增加并未消除甚至是减少贫困。

各国内部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全球化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既造就了一个新的百万富翁阶层，又产生了一个下层社会。在这个阶层中，人们不仅在收入的统计学含义上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还被排斥在理应向全体公众开放的机会之外。全球化的推动力造福了许多人，但同时也增加了不平等。

这一定是一件坏事吗？许多人这样认为。实际上，各国都有平等主义的理念。人们不喜欢那些即使是经营失败也收入丰厚的工商领导人，而且他们讨厌看到周围有穷人和被社会排斥的人。

但是，尽管生活在斯堪的那维亚、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很舒服，很多国家都是从后代那里借贷购买了他们的平等。

而且，平等的环境并不促进创新和欣欣向荣的感觉。具有创造力的人会离开那些重压要求不得与众不同的社会。不平等不仅仅是与自由相容的，而且也经常是自由的结果和推动力。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在自由或者平等之间作出选择呢？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自由社会承认对经济和整体不平等的两个限制。尽管两者在原则上都很清楚，但是他们都提出了十分困难的实际问题。

如果不平等限制个人参与政治社区、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的机会，那么，它就与自由互不兼容。在社会阶层的低端，不平等引发了古老而又难以回答的有关机会平等的问题。清楚不过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参加选举、参与政治党派、获得教育和工作并且具有公民社会结社的权利。

简而言之，完整的公民含义要求基本权利以及实施这些权利的能力。它还要求基本经济地位，包括收入保障。收入保障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实现。

其中一个困难问题是，应该如何确切地划定所有公民都享有的基本地位。在大多数国家，基本地位可能应该再高一点。另一个困难问题是，基本地位如何得以保障。有关个人收入补贴与整体公共服务的辩论在世界各地都变得激烈。尽管税收抵免以及类似的增加人们的收入更加符合自由社会，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答案解决，而这些答案又符合各国的传统。

在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上端，出现了一个不同的问题。许多人反对工商领导人从他们的公司拿走数以亿计美元的工资、奖金以及股票期权。确实，当今资本家们的行为是否助长了公众对资本主义的认同确实值得疑问。但是，个人财富只有在被利用限制其他人的参与机会时才成为一个问题。

当财富成为为所欲为的权利时，必须予以限制。所谓洗钱，也就是试图将非法所得变为合法财富就是一个需要采取行动的例子。还有其他例子，包括遗产税问题，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自由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

然而，尽管自由社会承认对于不平等的限制，它同时还接受不平等的存在，因为不平等通过展示具有能力和运气，有时甚至只要运气，一个人所可以取得的成就来为许多人提供希望。不平等给社会添滋添色，它是充满活力、灵活以及创新国家的标志之一。因此，它本身并不坏，即使是过度不平等必须以全体公民的名义加以限制。

社会排斥以及通过财富个人化的权力总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自由，那么，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就是一个合理的以及必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