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阿尔托——

对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最糟糕的应对措施就是重新找回“产业政策”：政府部门又一次地采取政府补贴，行政命令，法律法规和资本投资来评判行业的胜利者和失败者，而不是采取更为宽松，公正的处理方法。

目前，新一轮的产业政策又卷土重来，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美英以往一直反对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法国则致力于树立本国品牌的“冠军”，法国总统萨科奇计划筹集520亿欧元，用于推广政府倡导的所谓“增长型行业”。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和中国也都实行产业政策。为了走出金融危机，甚至是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也在支持特定的公司和特定类型的资产。

一些政客假借拯救整个经济之名，实际是帮助自己的赞助者，借机推出有倾向性的行业政策。这样做的弊端十分明显。

恐怕政府涉及最深的行业要算是研发领域了，政府对军工相关的研发尤其感兴趣，理由很简单，政府获得很大的好处，而风险则由纳税人来承担。而对于一些基础学科的研究，受益者是全体社会大众，不论你是否投入资源或是承担失败的风险。由于较低的回报率，几乎没有私人公司对基础科学的投资感兴趣。

于是，不论什么样政治派别的经济学家，都同意政府应该对基础学科提供资金。在担任小布什总统的国家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一职时，我就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翻了一倍。然而，或许出于自用，或许为了是专利或特许证，私人公司也会对研发领域进行投资。这样的话，政府的介入就会阻碍私人公司对研发的投资。

如果界定两者之间的界限呢？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标准：政府涉及的领域应该是非竞争性的，一般性质的科学和技术。政府完成初级基础研发后，如果私营公司预见到有利润的出现，可以用于商业化，他们就会介入进来。

例如，互联网的产生就是由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出资建立的，目的是研究如何将计算机相互连接。但如果政府出资建设某个搜索引擎或是社交网络平台，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同样的，政府也不应该通过补贴，税收，法规，行政命令，贷款和投资来决定行业的胜负。这明显不会起作用，更糟糕的是，它还会排斥或是干扰潜在的，有价值的，具有竞争性的科技出现。

1980年代，日本政府就是行业政策的积极倡导者。日本强大的贸易，工业和财政部门来主导运行经济的走向，结局就是泡沫资产的破灭，长达十年的迷失，三次经济衰退，出现了至今为止发达经济国家最高的债务和GDP比。

回顾过去，美国也有一批行业政策的倡导者——他们被称为“雅达利民主党人”，雅达利是早期智力游戏的制造商，如今已是昨日黄花——甚至还没有吸取日本的教训，尽管日本投入了对“第五代”计算机和高清电视的研发，但其大量政府补贴并没有用于高科技领域，而投入了过时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例如农业，采矿和重工业等。

在过去几十年里，韩国，西欧和美国同样也有类似的现象。1980年，美国总统卡特为了连任，提出了建立“国家重建银行”的平台：也就是由工会和行业领袖牵头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投资数百亿的美元。而在随后的总统竞选中，自由市场派的里根打败了卡特，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如今，即便在美国，行业政策也在死灰复燃。美国总统小布什用了数年时间，花费了数十亿的美元用于推动氢汽车项目。现在该项目已经撤销了。氢气最终被用于制作文具，最终得到了商业化的开发。而氢气在交通上的使用还有不小的难度（相比于汽油而言，易燃性和可燃性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很显然，美国政府之所以推出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目的是防止经济衰退和创造就业机会（但目前为止效果不明显），这其中包括了对某些特点行业和科技的巨额救助，单单清洁能源这块就占了大约400亿美元。相关公司和投资者获得这笔资金的同时，针对商业用途的可替代能源的私人投资也普遍存在，全球还有大量的风投资本也关注可替代清洁能源项目。

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能源和环境总的指导原则，让企业家，投资者和消费者来决定什么是最适合他们的。政府应该对和这些问题相关的基础学科研究进行资助。如果没有政府的长期投入，任何一种政策都不可能起到作用。

为了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临时出台的行业政策的真正效果还不能确定，政府应该制定出相应的退出机制，防止这种政策变成常规条款，更要杜绝政策寻租行为的出现。如今高负债的金融救助意味着未来的加税，这样就会阻碍资本和人力资源自行很好地配置，一旦失去政府这个保护伞，相关的行业就会失去竞争力。

产业政策在1970和1980年代以失败的结局告终。让政府来决定行业的优胜劣汰是一个错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