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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在困扰印度?

美国剑桥—印度最近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萎靡表现可堪哀。在多年的卓著表现后,GDP增长率开始大幅放缓。今年年产出增长很可能低于5%,而2011年为6.8%,2010年为10.1%。

改革因为没完没了的政治僵局而陷入了停顿。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外部需求疲软的状况,但印度的减速因投资下降而被放大了,而投资下降又反映了正式方向的迷失和商业信心的滑落。就连IMF也预测,2013年印度经济只会略有改善,因为政府难以令陷入停顿的一系列经济改革重获生机。

印度最近的堕落反映了全球观点令人注目的变化。几年前,印度还是最酷的投资目的地。各国首脑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孟买会见商业领袖,希望外请贸易和投资大扩张的障碍。如今,他们早已意兴阑珊,宏观经济数字也随之一蹶不振。

目前出现的变化也许将改变局势。印度年近耄耋的总理辛格最近终于警醒,意识到了重获动力的迫切需要。全世界经济学家都对拉古兰·拉詹(Raghuram Rajan)出任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翘首以待。拉詹是学术研究的超级巨星,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天才作家,也是IMF前首席经济学家。但印度国大党主席、印度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索尼娅·甘地是否同意辛格的改革计划还远未可知。

诚然,内阁已被洗牌,为提拔年轻不长做好了准备。但这一过程延续了一个传统,即大部分部长被任命的原因并不是是否能够胜任和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们是否对甘地家族忠诚。

不幸的是,在印度这样一个穷国,只有持续的快速增长才能持续产生发展的果实。1981—2010年间,印度的贫困率(该指标被公认只是个概念性的指标,而且极难测量)下降了一半,降到了30%以下——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增长更快的东亚的进步更大,同期贫困率从77%降到了14%。

为何印度增长加速势头减弱了?多年来,印度一直在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实施的经济自由化的长期影响中获利。但此后,担任财政部长的辛格开始成为中心人物。他可以指望IMF——由于在1991年时印度曾求助于援助计划,因此该机构拥有真正的政策杠杆——提供外部支持来战胜改革的巨大内部障碍。但是,如今,印度不再有外部力量可以制衡阻碍进一步自由化的国内政治压力。

确实,印度政府必须认真考虑该国日益增加的失去投资级信用评级的风险。主要评级机构越来越多地指出印度缺少增长战略,其预算赤字也越来越大。但这样做的影响力有限,因为当局有能力强迫本地银行、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吞下债务。

事实上,国内储蓄者的“金融抑制”税是印度重债政府的一大隐秘资金源。这一金融抑制税还防止了资金流入私人部门投资项目,后者的回报率远高于政府。

好消息是,从经济角度看,要让印度经济重塑增长,还有充分的现成策略可用。印度在避免像此次危机前几十年的美国那样实施金融自由化,这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印度可以在不用承担不必要风险的情况下做很多事情,以拉詹为首的委员会在几年前便给出了详细的计划。

零售部门是低效率的一个巨大源头,该部门通过让价格提升而给印度穷人造成了极重的实质税负。印度不应该谴责沃尔玛等外国零售商,而应该找出模仿并从这一效率极高模式中获益的办法。基础设施正在缓慢改善,但道路、港口、水供应以及电网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严重不足。

当然,印度国内政府不能简单地不顾平民和环境创造基础设施。但障碍还包括各级腐败官僚和政客,他们组成了一张阻碍改革的大网。

有人认为,对一个12亿人口的民主国家来说,中央政府的瘫痪在所难免,让印度重获生机的唯一办法是在各邦之间建立一个更松散的联邦。权力下放能放松较成功邦的经济束缚。此外,通过解决经济疲软邦依赖援助的文化,从长期看印度贫困地区也可以获利。

如果印度像如今的欧洲那样各自为政、权力分散,那么它可能从迈向这个方向的步骤中获利,尽管欧洲本身正挣扎着想要集中化。权力下放可能听起来不太现实,但欧盟曾一度这样做过。如果辛格的新改革计划再次受阻,或许应该采取更激进的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