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15日子夜，在遭到血腥分割的次大陆上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在烈焰燃遍全国、装满尸体的列车穿越印巴新的边境、身心疲倦的难民放弃一切来求得新生的时刻，独立的印度应运而生。很难想象一个羽翼丰满的民族会有一个不那么一帆风顺的开始。

但是60年后，从英国统治的废墟上崛起的印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印度已经为成为21世纪巨人做好了准备。这个在成立时连能否生存都充满疑问的国家却用不计代价地建设民主给世人带来了引人注目的一课。

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有着像印度这般多样的种族团体、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宗教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在1947年，印度的领导人面对着一个100万人死亡、1300万人无家可归、遭受了成百上千亿卢比的财产损失、宗派暴力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的国家。考虑到这种情况，以及管理新国家、将“土邦”纳入印度联邦、重新组织起四分五裂的武装部队所带来的挑战，他们采用了苛刻的独裁统治也可以谅解。

但印度却把自己最主要的弱点变成了优势。美国有句名言叫做“多中选精”，对此，印度的回答却只能是“多样并存”。印度不但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在阳光的照耀下和平共处、相互竞争。

这样做并不总是轻而易举。印度不得不面对种性冲突、不同语言团体之间权利的纷争、宗教暴乱（主要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以及分裂分子的威胁。尽管面对着种种紧张与压力，印度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多党制民主国家——也许难免有些腐败和低效，但却影响不了整体的繁荣昌盛。

从圣雄甘地开始的印度创始人一直是民主的忠实倡导者，这一点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帮助。印度第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用他全部的政治生命向人们灌输民主习惯：那就是鄙视独裁者、尊重议会程序，以及对宪法体系抱有持久的信心。

作为总理，尼赫鲁小心地呵护国内刚刚诞生的民主机构，给予它们充分的尊重、甚至是保护。举例来讲，在一次公开批评法官之后，他在第二天立即做出了道歉，并给印度大法官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道歉信。尽管没有人能够真正撼动他的权威，但尼赫鲁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权力来自于印度的全体民众，而他随时准备听取民众的声音也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

在尼赫鲁个人榜样的感召下，民主价值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他自己的女儿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于1975年实行21个月的紧急状态法，暂时剥夺了印度的自由之后，她都强迫自己要重新赢得印度民众的拥护。英吉拉·甘地汲取了她父亲价值观中最为精华的部分，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在选举当中惨败而归。

尽管印度政治很难对宗派主义要求完全置之不理，但它的民众已经从内心深处认可印度是一块包容很多不同的种性、信条、色彩、文化、美食、信仰、服装和习惯，但仍然会聚在民主共识周围的土地。这种共识的核心是除了在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根本原则上，不需要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达成一致。60年来，印度克服了困扰它的重重困难，就是因为它就如何在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管理达成了共识。

举例来讲，印度允许所有的宗教自由发展，但确保没有任何宗教被国家赋予优势地位。其中也包括团体权利的授予，也就是允许穆斯林服从与一般民法不同的本民族属人法的管理。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只大浅盘，各种各样的精美菜肴盛放在不同的碗里。每种菜肴的口味各不相同，可能与其他菜肴的口味毫无关系，但却又共同盛放在同一只大盘子里。

人们不再认真地谈论分崩离析的风险。泰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或国家一级领导人）和明天的反对派领袖。

不仅如此，印度的民主绝不是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它对劳苦大众最为重要。在美国，大多数穷人不去投票——哈莱姆区只有23%的人参加了上次总统选举——而印度穷人的参选率却很高。

结果是投票箱化解了种性分化的潜在破坏力，低种性中最卑微的人却能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马雅瓦迪（Mayawati），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女子，却三次作为首席部长统治着印度人口最为稠密的北方邦，而且目前同样拥有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选举市场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三年前，在这个拥有81%印度教人口的国家里，罗马天主教政治领袖索尼亚·甘地（Sonia Gandhi）为锡克教徒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让路，使后者得到了穆斯林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Abdul Kalam）的任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美国至今还没有从白人、男性、基督教徒的范围之外选出任何一位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