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的日子来了又去了。同样，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对中东最后一次访问也是如此。在庆祝和真挚的自我反省中，限于僵局中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有意义的突破。

 造成这个局面的直接原因是：主要由于2006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糟糕的战争，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领导的政府很无力并且不受欢迎。在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政权就更虚弱了，它已经在去年哈马斯暴力暴动之后失去了对加沙的控制权。

在巴勒斯坦一方，这是更深层次现象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没能建立起来建国需要的体制结构。例如，在1936年到1939年间，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起义恶化成为一场血腥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被自己同胞杀死的巴勒斯坦人要比英国军队或者是犹太自卫队杀死的多。现在历史正在加沙重演。

回顾美国介入该地区60年的历程，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要想使当地的各种势力达成共识需要两个背景条件。缺少这些条件，美国就完全无能为力。

第一个背景条件是当一场真正的战争有扩大成为更大范围的冲突的威胁，从而使地区和强国关系不稳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美国采取坚决的措施可以停止战争，并且即使如果不能缔造和平，也可以迫使双方停火，。

1973年，在赎罪日战争末期，以色列准备好在西奈包围全部埃及第三军。它的军队在路上向开罗进发，威胁要给埃及造成重大的打击。苏联的干涉成为一个真正的威胁。查理·尼克松总统发出的一些强硬信息阻止了以色列军队前进的脚步，使美国能够开始一个冗长的降低战争程度的过程，并达成了一些临时协议。

同样，在1982年，在入侵黎巴嫩的过程中，在叙利亚特工暗杀了亲以色列的黎巴嫩总统当选者贝希尔·杰马耶勒之后，以色列军队打算进入穆斯林西贝鲁特。这可能使叙利亚卷入战争。罗纳德·里根总统和梅纳赫姆·贝京总理的几次强硬的通话阻止了这一行动。

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当伊拉克向以色列的平民目标发射了39枚飞毛腿导弹并且美国军队没能停止伊拉克的攻击时，以色列准备打击伊拉克目标，这可能导致美国－阿拉伯反对伊拉克同盟的分裂。美国警告以色列不要卷入，以色列被迫遵守。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美国的介入迅速并且集中于一个明确的目标，以色列的顺从即使不能在几个小时内证实，也可以在几天内证实。在这些戏剧性的情形中，美国的力量是最有效的。

另一个背景条件是当双方已经参加双边和平会谈，付出了国内政治代价，并且虽然有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有使进程偏离轨道的威胁，但是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中，美国可以介入，而且可以通过使用胡萝卜和棒子的方法，使双方更近一步。

在安瓦尔·萨达特于1977访问耶路撒冷后，以色列和埃及进行了一年的谈判并且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取得的共识：和平，外交关系以及以色列从埃及西奈所有被占领土上全面撤军。在这个时候，吉米·卡特总统－他开始是反对这个进程－邀请双方到戴维营制定出了一个和平条约。

在1993年，在挪威的秘密双边谈判中（美国不知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相互承认和建立临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达成协议。然而有一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尔·克林顿总统介入并劝说双方解决他们仍然存在的争议。

当这两个背景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缺乏时，美国的倡议就会胎死腹中。在2000年，当克林顿在戴维营没能使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瑟·阿拉法特达成协议时，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同样，在2003年，在布什的路线图计划中，当双方原则上同意它的总体指导方针，但很少执行它们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缺乏当地政治意愿，并且面对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调解计划，美国事实上无能为力。它在作为一个消防员或者接生员的角色的时候非常成功，但是在作为一个倡议者的时候并非如此。对美国适用的情况对欧盟更是如此，由于它在当地缺乏人们对它的信任，它的“软力量”远远弥补不了这一点。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尽管有实力，美国依然没能解决位于塞浦路斯，波斯尼亚或者是科索沃的冲突。安南计划因为有一个政党的反对而在塞浦路斯失败。现在的进展（虽然很小但是象征意义重大的穿越尼科西亚繁华区域的莱德拉街的开放）反映了希腊塞浦路斯人内部的政治变化。同样的，如果贝尔格莱德愿意改变它对科索沃的嚣张的态度，这也不是因为美国或者欧盟的压力，而是因为塞尔维亚内部的政治变化。

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不意味着美国与问题毫不相干：它可以稳定冲突，帮助实现建立信心的措施以及就临时协议进行谈判。但是最后，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中，就像在任何两个国家运动中的冲突一样，钥匙掌握在当地势力的手中。从来没有国家冲突是靠外部势力解决的，不管他们的愿望是多么良好。